住在重庆长寿化工园区的老工人赵东东(化名)对此中伎俩相当熟稔。“只要有人带路，半夜你去厂区走一趟，就可以看到一些企业一条条排污管直通长江，都在拼命偷排”，“白天你是绝对看不到的，环保局经常派人过来检查，一检查都是好的”。
对企业而言，偷排废水正面效益明显，节省大量排污费用，但对长江却是一场大灾难。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长江干流共有取水口近500个，目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岸边污染带的影响。
近年来的调查表明，长江已形成近600公里的岸边污染带，其中包括300余种有毒污染物。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周琪告诉《财经国家周刊》，现有评价标准，很难全面反映长江的水质状况。
“常用的主要有COD、BOD、大肠菌群、溶解氧等，但随着化工企业种类的增多，污染物的种类在不同江段也呈现出差异；而目前的监测结果并不能很好反映出来；即使是污水处理厂，也很难将全部污染物一一清除。”周琪认为。
治理的尴尬
对在长江流域的环境风险，无论是政府还是专家，都早已有所警惕。问题明晰，但治理却远非想象中容易。
近年来，国家明确规定了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采取关、停、并、转和限期治理的制度，长江沿岸各地环保部门也加大打击力度，但翁立达却认为效果式微：“长江污染治理至今，依然呈现变差趋势，没有扭转根本局面。”
长江正陷入一个逐渐被透支未来的恶性循环：一方面，沿岸化工企业数量越来越多，危机四伏；另一方面，长江污染物稀释很快，干流水质在现有的评价标准下总体良好，“人们又开始心怀侥幸”。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有关长江的讨论，多集中于防洪、水资源调配、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对于污染治理，则鲜有人长期关注。翁立达等少数学者长年执着的声音，终未形成主流。
陈振楼坦言，或许真的要等到长江干流爆发一次重大污染事件，沿岸化工污染的控制才会最终摆上台面。“问题是，长江与其他河流不一样，一次重大事故可能就完蛋了。”
摆在治理者面前的第一道难题，是长江环境容量到底有多大？《财经国家周刊》问及所有受访者时，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统一答案均是“摇头”。
但在混沌中，一些曾经的化工“明星”省份，已开始意识到沿江化工产业过于饱和，继而转向治理。
比如2007年曾饱受太湖蓝藻困扰的江苏，在整个无锡市饮水遭遇威胁的危局下，被迫追寻根源，结果发现化工企业排污造成太湖80%以上水体富营养化，成为蓝藻大暴发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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