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的邻避效应
10月27日，有数百名宁波市民来到天一广场，拉起了反对PX的横幅。抗议的源头在距离宁波市约30公里外的镇海区澥浦镇，这里是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地。区域内最大的企业中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即将扩建炼化一体化项目。作为前期筹备，政府计划迁走项目扩建地附近的几个村庄以种植防护林，隔绝工厂生产可能带来的污染。距离项目地1600米的棉丰村在迁移计划内，但相邻的南洪村因为距离1700米而成为保留村，因此引发村民抗议。南洪村民们要求也迁离这工厂密布、烟囱林立的化工区，同样的要求波及相邻的湾塘村。
当抗议的声浪传递到30公里外的宁波市内时，市民们有了更具体的反对目标：炼化一体项目中的PX部分。宁波是今年第三个抵制PX的城市。自2007年厦门抵制PX以来，PX已成为城市公敌。它的公众形象是：有毒，致癌，还可能产生爆炸——一家印度的工厂曾经发生过爆炸事件，导致20多人死亡。因此必须修建在100公里以外。10月25日前后，当村民们在镇海区政府请愿时，宁波市的社交网络、QQ群内流传着这些PX的传说。不止一个市民这么对本刊记者解释他们朴素的反PX理由：“大连、厦门都不要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
一位当地化工专业人士告诉本刊记者，PX的化学名称是对二甲苯。80%的化学产品和原材料都属于危险化学品，PX在其中并不是以毒性或者危险著称的。网上流传的印度化工厂爆炸事件其实是光气，那是比PX毒性大得多的化学品，但在建厂时与城市的安全距离也就3公里。PX存在于很多生活用品中。“抗议时，市民戴着反PX字样的口罩，口罩就含有PX。口罩用纺丝制成，纺丝来自于聚酯，聚酯是由PTA生产的，我国PX就用于生产PTA。PX是最主要的化纤中间产品，全国1/3的纺织业在浙江，因此，宁波口岸最大的进口化学品就是PX。”
PX的应用如此广泛，但在世界范围内产量缺口极大。在“发改委”《对二甲苯(PX)十一五建设项目布局规划》中，亚洲的PX消费占世界的2/3，年净进口量100万吨。中国是最主要的PX进口国，日本则是最大的PX出口国。“最近在讨论抵制日货。可这个还真抵制不了。”一位化工业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按照“发改委”的资料，未来世界PX需求增长大于能力增长，虽然中国在2003～2006年安排了一系列PX生产项目，但中国的PX自给率自1995年来一直下降，截至2005年，供给量只达到59%。按2010年PTA产能1511.5万吨、开工率90%考虑，相应的PX需求量为900万吨。按PX自给率85%、开工率90%考虑，相应需安排PX生产能力850多万吨。在这份材料中还提到，PX装置的原料主要来自炼厂和乙烯装置，且副产品较多，应进行综合利用，原则上优先安排与大型炼厂配套建设的项目。镇海炼化的一体化扩建项目就是在此背景下，于2007年由中石化和浙江省政府做出的决定，主要内容是新建1500万吨/年炼油和120万吨/乙烯产量，其中包含100万吨/年PX产量。这看起来是一个既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又符合环保原则的项目。
但市民们对PX的反感和抵制，不完全因为化学知识上的“危险”，更多是一种心理上的“邻避效应”(Not-In-My-Back-Yard)。“我也是这次学到的新名词。”一位当地官员对本刊记者说，“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家旁边建一个垃圾站、一间厕所，或者一所化工厂。”这种心理效应一方面来自2007年厦门抵制PX后，“邻避效应”在城市间一路传递，没人愿意和它做邻居。另一方面则来自宁波过去20多年化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宁波人而言，和全国最大化工园区之一共同生长多年后，他们对PX的反对已不是一个知识和技术的问题，而集中代表了人们对化工业负面效应的厌恶和恐惧。
化工区成长史
因市民反对导致一体化扩建项目被阻，是项目方镇海炼化落地宁波以来遭到的最大挫败。1974年，在镇海区棉丰村的一部分土地上建起了一个小炼油厂——浙江炼油厂，这是镇海炼化的前身。据一位镇海炼化老职工回忆：“在20多年前，炼化和镇海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和谐的。镇海乃至宁波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重工业基础可以用‘空白’来形容。炼化在当地的落地几乎是一种福利。1977年恢复高考后几年，镇海的高考落榜生中比较优秀的部分，大都分配入港务局和镇海炼化。那时候城区的工资大约2000块/月，但镇海炼化的管理人员工资大概有6000元/月。在省城杭州的公交车上，身穿镇海炼化的工作服都会令人羡慕。”镇海炼化的生活社区也是宁波一个特殊的角落。这里绿树成荫，有专用体育场、少年宫、影剧院。炼化子弟从镇海坐公交车到宁波的车费只要5毛钱。在外面打斯诺克是15块/小时，但炼化人在自己的社区里玩斯诺克只需要2块钱/小时。
棉丰村为炼化的落地和扩张贡献了大部分村庄土地，因此每家获得了几个进入厂里做工的名额。一位村民告诉本刊记者，他和哥哥、弟弟在70年代末先后进入工厂，成为炼化包装车间的工人。这是最低级的工种，但也让这个家庭分享了远高于种地的工业收入和福利。他即将在5年后退休，每月将有4000元的退休工资。虽然上世纪90年代末的石化大改组过程中，镇海炼化成为中国石化的下属企业，地方政府从它的产值中得益无多，但围绕镇海炼化群聚起了一大批中小化工企业，它们贡献税收的同时，也成为宁波石化业的基础。在“企业办社会”年代，镇海炼化还拥有众多的三产物业，可以让地方政府分享到高工资带来的消费利税。
经济上的联系，让镇海人可以暂时忽略镇海炼化以及化工小企业群带来的污染。村民们现在回忆起工业刚进入乡村的历史时，都很宽容地说：“炼油厂时期没什么污染，那些污染物都通过燃烧，消化掉了。”
到2012年，借由临港优势、“长三角”的广阔市场，以及中小企业群建立起来的完整产业链，镇海炼化已经由当初的小炼油厂，成长为中国最大的炼化企业。“是中国技术最好，效益最好，管理也最好的炼化企业。”一位目睹当地化工业发展的人士自豪地对本刊记者说。根据国际著名的所罗门咨询公司绩效评估报告显示，镇海炼化的竞争能力居亚太地区72个炼厂第一组群。
炼化一体化项目是这个行业成熟的标志。一位专业人士告诉本刊记者，炼化是个上下游联系非常紧密的行业。从炼油开始，一个装置出来的产品，就可能是下个工厂的原料。一体化项目是通过管道在各生产环节运输物料，既减少了物料在运输工程中可能发生泄漏事故的危险，又削减了物料运输的成本，而且一体化生产更容易达到物料平衡，减少生产浪费。1999年投产的印度贾姆讷格尔(Jamnager)炼化一体化企业，2007年加工一桶原油的利润是15.5美元，比同期一家单独炼油厂的利润高一倍。炼化一体化项目还可以抗衡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风险。“到了2009年，原油的成本已占油品生产总成本的70%以上，复杂炼油厂的利润每桶平均只有2～3美元，简单炼油厂基本上就是零利润生产了。”
镇海炼化在2003年就完成了首期的炼化一体化项目，其中就包括52万吨PX装置。根据“发改委”2006年的统计，当时全国的PX布局有8家企业10套装置，只有镇海炼化用了IEP的吸附分离技术，可以生产出纯度达到99.9%的PX。这从侧面印证了那位化工专业人士的评价：镇海炼化是中国技术最先进的化工企业。
在成长为“中国之最”的过程中，镇海炼化与当地村庄和政府的联系却越来越弱。它的厂区面积在不断扩大，但对工人的需求量却越来越少。一位化工专业人士告诉本刊记者，现代化工业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一个产值十几亿元的化工企业，需要的工人不过300多人，而且是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与机器对话的专业人员。这显然不是村民们可以胜任的。对城里人来说，镇海炼化也早就不是就业的好选择。城区普通人的年收入早就破10万元，这个大国企的职工薪水上涨却非常缓慢。自从2006年，镇海炼化更名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后，这个每年利税100多亿元的大企业，留给地方政府的利税只有不到两亿元。随着“三产社会化”的国企改革，原来的“三产”公司解散了，大部分镇海炼化人也不在当地居住，而是搬去污染更小的城区。地方政府从“三产”中能得到的那块收益也没有了。而且它上头还有个距离遥远且强硬的总公司，这让地方的谈判空间极小。“这次事件发生后，我们和企业商量，让他们出点钱把隔得远一点的村庄一起搬掉，中石化方面的人说不行，中石化在全国有那么多分公司，如果在这里开了先例，以后在其他地方建项目就更不好办了。”一位当地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镇海炼化与村庄、城市的关系在减弱，但它对当地资源的消耗却在增加。村庄外围的海天中路两侧，就像一个从天而降的未来城市，行人稀少，烟囱鳞次栉比，白烟滚滚。在一大片填海涂而成的陆地上，少有厂房，尽是机器。巨大的圆形、半圆、锥体闷罐，如脐带般弯曲缠绕在机器上的管道，还有一条沿海天中路蜿蜒向西北的物料运输管——立交桥般高大的蓝色钢架上，攀附着黄色、白色、绿色的管道，像一条几公里长的巨龙，缠绕着海天中路。这是镇海炼化刚建成的100万吨乙烯工程的输料管道。
镇海炼化的发源地棉丰村已经完全淹没在了巨大的机器和烟囱里。南洪村的3/4也被小化工企业包围，湾塘村则紧邻着国家储备油库的油罐区——这是镇海炼化的重要原料供应地。站在村边往西北方向看，澥浦工业区遥遥在望。那是以镇海炼化为依托，宁波市在蛟川街道和澥浦镇东部区域建立的化工园区，引进了大批化工企业。它们延海天中路两侧的海涂，与不断膨胀的镇海炼化呈合拢之势，将镇海区的村庄三面包围。
一定要搬离的村庄
王兴发(化名)的菜地在湾塘村东头——这里是村庄最邻近化工带的位置。菜地边一长溜杂草和半枯芦苇，王兴发说原本是浇地的小河，但现在水量渐少，已成为沼泽，凑近能看到浮萍飘荡下的黑水。旁边有一条约3米宽的小河，河对岸就是巨大的储油罐。河水始自澥浦镇工业区，通向镇海炼化方向。河水浑绿。王兴发说这两天下雨，河水颜色还好看点，最差的时候是黄色。“这种真正的黄。”他指着身上明黄色的T恤说。
王兴发十几年前从家乡台州来湾塘村，租下20亩地种地。一开始主要种梅豆、毛豆，但近几年，卖价更高也更娇气的豆类作物已经种不出来。“豆苗不长个，正常应该比人高，后来只长到半人高。结出的豆荚发黑，拿去市场上卖不掉。”王兴发说。这片土地现在还能产出的品种是卖价不高的黄瓜、卷心菜、菠菜、花菜，但容易生病，“以前一年打一两次药就可以，现在要打三四次才有收成”。
王兴发和三户同乡住在菜地边的几间瓦房内，房檐低小，屋内昏暗，放工具的窝棚半边土墙和屋顶都坍塌了。王兴发说自己还留在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便宜，一年租金才200元/亩。在外面至少500元/亩，上海郊区的菜地租金要2000～3000元/亩”。“但再便宜地也不好种了。这里水、空气越来越不好。吹东北风时，澥浦工业区的气味就飘过来。刮东南风时，镇海炼化那边的毒气又过来了。化工厂喜欢半夜偷排，每天晚上21点多，气味特别重，一直到早晨五六点，气味才渐渐淡下去。小孩在这里咳嗽感冒总是不好，回老家去一个月就好了。”他说自己已经准备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考察有没有地可租，或者携家回老家台州去做点小生意。
对村庄的原住民来说，他们的土地越来越没有价值，紧邻的化工区又像个捉摸不定的大怪物——烟囱不仅冒烟，有一种还会在晚上冒火。有时候，化工区半夜还会传出尖厉的巨大声响。一位当地化工专业人士向本刊记者解释：“村民们听到的巨大声响是新工程上马后，安装好的设备要做卫生，但化工设备的清扫是用气体来吹，我们叫‘吹扫’，声音很大，尤其在半夜听起来非常刺耳。我们现在已经要求，‘吹扫’不许在夜间进行。冒火的烟囱是‘火炬’——化工业很讲究物料平衡。当物料不平衡时，会将多余的气体通过‘火炬’烧掉。这是一种安全装置。”
但村民们没有知识和渠道理解这些怪异现象，只能凭自己的身体和生活来感知这堆坐落在身边的庞然大物。南洪村在2002年被征用了1800亩土地，用于建造蛟川工业园区，后来成为宁波石化经济开发区的一部分。村庄1600人，仅剩400亩地。园区与村庄一街之隔，有化肥厂、造纸厂、皮革厂、医药厂、水泥厂、化工企业……行走其间，鼻子和喉咙会不停发出疑问：这是什么味？酸臭味、刺鼻的氨水味、臭鸡蛋味、说不清的直冲喉咙的味……棉丰村前一条小河漆黑如墨，南洪村穿村而过的小河呈黄绿色，泛出一股腐臭味。
与春风吹又生的蔬菜、麦田比，现代工业的外表就是冷漠、难以亲近的。如果再没有可以与当地联系的经济和情感纽带，它就越来越难以被乡村接受。2002年，这里曾经爆发过小规模的抗议。在镇海区的大事记上，因为两家化工企业的实验室有害气体排放，引发群众上街游行、到区政府上访、阻碍交通等一系列群体事件，镇海公安分局出动200余人到现场进行教育疏导、规劝，维护秩序。
土地所剩无几且失去价值，化工区的膨胀大势也无法阻挡，村民们希望尽快离开这里，2012年传出因炼化一体化项目扩建要搬迁部分村庄是一个机会。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本刊记者，扩建的工程用地已经通过填海涂的方式解决，但政府为了减轻污染，决定在原有防护林外，再加栽一道防护林，将位于新防护林与化工区之间的村庄搬出去。“这本来是还历史欠账，是政府的好意。”一位当地化工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说。多年来深陷化工区中心的棉丰村获得了搬迁机会，引起相邻的南洪村与湾塘村村民群起抗议，村民们说：“我们和棉丰村同属蛟川街道，为什么他们可以搬，我们就是原地保留村。政府做事不公平。”一位当地官员告诉本刊记者，政府后来答应了村民们的搬迁要求，但提出在新农村改造计划里，政府要修建16个农村集中居住区，届时将两个村庄搬迁。但村民们坚决反对，要求必须以“项目搬迁”的方式。
以什么方式离开，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问题。“我们去新农村改造的村子问过了，这种搬迁方式没什么花样可玩的。新农村改造是原来多少面积就给多少面积房子，但项目拆迁政府要给补偿，而且一套房子可以换两三套房子，建筑装潢的赔偿标准也不一样。”南洪村村民刘静乐对本刊记者说。他是刚从外地打工回家的年轻人。他说自己的母亲一直生病，药费一年已经花了3万多元。奶奶70多岁还查出乳腺癌，没有治，就待在家里。他回家前在深圳当电焊工，月工资3000多块钱，没有医保，也没有失业和养老保险。曾经参加了新农合，但缴费标准从一开始的一年200多元涨到600多元。他说自己已经32岁了，要存钱结婚，修房子，无暇为未来多做打算，交了两年就停掉了。第一次看到这个穿红毛衣牛仔裤、留板寸头的年轻人时，他跷着腿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椅子上，用家乡话大声喊叫着清查村集体账簿，脸带戾气。但此时说起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语调却尽是无奈。
失地危机、疾病危机、离乡危机，钱是目前唯一有机会争取的对抗这些危机的武器，也是村民们分割集体财产的方式。目前除了搬迁，村里的另一个公共话题就是村干部贪污集体财产。11月1日，本刊记者来到南洪村时，村民们正挤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吵闹着要查账。他们说，村庄第一次被征地时，政府给了8000元/人的补偿，让发展“三产”。还把邻近工业区的一部分地给村集体，作为种植花木的出租地，既可以作为工业区与村庄的绿化隔离带，又能让村子收点租金。但如今集体账上全是亏空，还欠了银行贷款。
村民们对家园失去信心，对集体财产也失去信任，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反不反PX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就是要搬离这里，而且必须以项目搬迁的方式。如果是新农村改造的房子，没有产权证，还是集体财产。如果以项目搬迁的方式，补偿的房子是有产权证的，那是私人财产。”为了表示离开的决心，他们甚至阻止政府的环保设计。新的防护林有一部分就在南洪村边，地已经开好了，但“我们不会让他们种的”。刘静乐说：“听说一体化扩建项目的污染不是很大，如果栽了防护林，政府就更有理由不让我们搬了。”
不想要化工业的城市
许雄龙告诉本刊记者，他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小时候生活在宁波的海曙区，工作成家以后住在江北区。他说自己的童年、中学、大学、工作都没有离开宁波传统的“老三区”。对自己的家乡，他有着一个富庶江南人天生的自豪感：“我们这里有农业、渔业、临港贸易。宁波有很多赚钱机会。只要不是太懒惰，都可以找到机会。”
在反PX事件以前，镇海区就像宁波市外的另一个世界，“是郊区外的郊区”。小时候只有骑自行车春游才偶尔会去到那边，已经算是一个难得的远足。在交通路网尚不发达的上世纪90年代，镇海的港口是通往舟山的必经之地，许雄龙偶尔乘船会经过那里。但随着公路建设，镇海距离宁波市区人民的生活似乎越来越遥远。化工业在那里突飞猛进的发展，城里人所知甚少。许雄龙记得的一个传闻是好几年前，那里的工厂好像发生事故，请了农民去清扫，当时工钱的市价是100元/天，但给了300元/天。许雄龙说，政府并没有对事故做详细通报，他听到的都是事后模糊不清的民间传闻，无法查证。大家也并没有太在意去一探究竟。
但随着化工园区的壮大，原本遥远的城市和村庄，开始有了相似的生活体验。许雄龙说他刚出门旅游一个月，同行的伙伴本来有鼻炎，但在离开宁波的一个月里，鼻炎不治自愈。村民们也对记者抱怨，慢性鼻炎、喉炎在乡村里很常见，365天每天喉咙都有口痰。癌症更是笼罩城市和乡村的化工阴影。在镇海疾控中心制作的图表上，2007～2009年，癌症死亡率呈直线上升。在南洪村和湾塘村，几乎每个村民都可以说出自己的邻居、亲戚、家人得了癌症的例子。“我们去上海华山医院，医生一听就说：怎么癌症病人又是你们镇海的？”一位湾塘村村干部告诉本刊记者，湾塘村5300多人，被查出癌症的就有100多人，还不包括已经死去的。
许雄龙对本刊记者回忆：“在我20多岁的时候，很少听见身边人得癌症。但就这两年，我有3个同学、同事的父亲得了肺癌，我的一个亲戚才25岁，得了淋巴癌。我的大学班长是急性白血病，还有一个同学得了肾癌。”他正在参与江北区一个白血病小朋友的救助，“不到7岁，比我女儿还小几个月”。
一位化工园区的官员说，从安全角度看，村民们对化工生产会致命的说法是无知的谣言，“在化工业内工作的都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如果真的致命，他们会留在企业里吗？”但从环保角度，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在写作《城市发展史》时，曾经描述过焦炭城对生活的影响：大多数工业城市的空气中，已发现有200多种致癌物质，这些物质无时无刻不在吸吮着人们的生命力，这些气体常常停滞不动，集中在一起，增加了气管炎和肺炎的发病率，甚至导致人的死亡。
当然，化工业对生活带来阴影，也带来光明。11月1日的宁波当地报纸上，有一则关于中国城市夜生活的图示：“有四个地方最亮：北京，山东，‘珠三角’，还有包括宁波在内的‘长三角’。”许雄龙说起这则新闻时不无自豪。以镇海炼化为依托的宁波石化产业园区是让这片区域保持明亮的重要因素。它供应了大部分“长三角”需要的石油、液化气、电力。明年宁波的出租车要全面更换液化气作为燃料，一方面减少运营成本，一方面减少排放尾气，从镇海炼化通往市区的输气管道已经铺好了。
但许雄龙和众多宁波市民一样，是城市发展的局外人。城市需要什么，城市发展要走什么样的路，政府帮他们做出了一切决定，不论好坏，没有解释。他们对家乡土地上正在发生什么所知甚少。2011年，当大连爆发PX抗议时，许雄龙上网去查了有关PX的资料，得知了更多让他震惊的信息。“宁波原来早在2003年就有一个65万吨的PX项目，2007年，位于化工区的LG甬兴化工厂发生过400吨丙烯腈泄漏，但我们都不知道。”
政府的隐瞒让市民们产生深深的不信任感。许雄龙说：“我查资料也知道，在化学品中，PX的毒性并不算大。国外很多PX项目距离居民区很近。比如韩国釜山PX装置距市中心4公里；新加坡裕廊岛埃克森美孚炼厂PX装置距居民区0.9公里；日本横滨NPRC炼厂PX装置与居民区仅隔一条高速公路。但为什么在中国，即便把它放到100公里以外，都可能会污染呢？”
2012年10月27日下午，他从杭州回到宁波后，加入到了街头的人群中。他一直站在最前面，阻止后面的市民向警察扔矿泉水瓶，他还带了3双手套和塑料袋，和朋友一起捡现场的垃圾。“我们不要暴力，要理性表达意愿，宁波不需要化工业。”许雄龙说。这里资源丰富，当地人生活并不艰难。许雄龙现在自己做建筑工程，每年有一个月在外骑摩托车或者自驾车旅游，也是附近城市音乐节的常客。他热爱生活，喜欢自己的城市，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更干净安全的环境里长大。“我不是针对PX，PX只是可以集中力量赶走它(化工业)的部分。如果没有从厦门、大连而来的PX恐慌，我们没有意识，也没有勇气表达对化工业的抗议。我希望如果给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化工业会慢慢撤出去，至少不要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新建项目。宁波不应该是个化工城市。”
真相与谣言
在城市管理者和业内人看来，“宁波不需要化工业”这个说法“太天真了”。一位当地石化产业园区的官员对本刊记者说：“化工产业的布局事关国家安全。全世界成熟的化工园区都选择在临海港口。镇海炼化的地下管网从码头直接铺到厂里，所有中东过来的油，通过它自己的码头省了好多钱。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地方，需求大，市场大。宁波在这么好的地理位置，这个地方如果都不搞化工，中国的化工业放到哪里去做？还要不要发展？”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宁波去年的GDP增长率是7.1%，在整个浙江省排位中下。在政绩考核体系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城市需要一些大吞大吐的项目。虽然炼化一体化扩建工程会让城市背负很重的节能减排指标，但对GDP的拉动还是很明显的”。一位当地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另外还有一个美好的远景是，化工业带来的生态矛盾会随着产业发展缓解。就像当年雾都伦敦在工业革命完成后斥巨资净化泰晤士河一样，宁波也会迎来工业反哺城市和乡村的那天。炼化一体化扩建项目看起来就是个好的开端。政府已经和企业争取到分成优惠。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一体化扩建项目本来地方政府也不同意，但后来在利益上商讨出了一个更为合理的分配方案。“原来企业留存当地的利税全部拿到宁波，现在改为当地政府与市里六四开，六成留镇海，四成给宁波。然后从扩建项目的投资中切出50亿元，让宁波石化工业区园区管委会下属的开发公司参股，组成另一个合资公司，大概有12亿元的税可以留下来。”这意味着政府有更多的财政余力来应对村民们的搬迁要求。“比如这次，如果政府有更多的钱，就可以多搬几个村子啊。”扩建项目包括8套装置，涉及多种化工产品。由于一体化生产的成本优势，可以对周边生产单件产品的小化工企业形成挤出效应。一位化工园区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十二五”期间一共有33家不合规的小化工企业将被关闭。
但这些好消息和当初被掩盖的坏消息一样，并不为公众所知，民间更广为流传的还是不信任和谣言。当地官员向本刊记者感叹，信息化时代谣言生长的轻易与顽强，如何应对颇为棘手。“我们有专门监测舆情的部门，每条不实信息出来，我们都立刻辟谣。网上说游行有死人，还有网友贴出照片，给死难者献花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网络。如果真有人死亡，即便官方想压制信息，一个死者有那么多家属、亲戚、朋友，我们有能力控制住所有的人吗？这些谣言从常识判断都不可能，但是没有用，政府说话失去公信力，能怪我们辟谣不尽力吗？”
10月28日晚，政府做出“坚决不上PX项目，暂缓扩建工程进行论证”的决定后，街头安静了，但乡村并没有因此平静。随着工程暂缓，村庄搬迁计划也暂时搁置，最初被列入搬迁名额的棉丰村民怨沸腾。一位化工园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他们每天去各个村庄开座谈会维稳，晚上21点多还在加班。
对一个投资额500多亿元、筹备5年的化工项目，因为一场街头运动而仓促改变结果，一位化工专业人士也表达了疑惑：“化工项目是否开建最重要的依据有三个：环境评价，安全评价，能耗评价。这个项目已通过后两个评价，环境评价正要公示，计划环保支出36个亿，准备的环评材料有1000多页。在几公里范围内把老百姓迁出去，迁几个村庄都是专家按照装置规模、污染物叠加论证的。如果都这样就取消，那还要什么专家论证，都改街头论证吧。”宁波反PX事件发生后，国际上PX价格保持坚挺。作为中国最大的PX出口国，日本来了7家媒体关注此事，这是从未有过的。一位园区官员告诉本刊记者：“游行发生那天，我正和两位美国客商在谈合作。他们很奇怪地问：为什么你们的人民总是针对PX抗议？他们开玩笑说，干脆回国汇报董事会，赶快转产生产PX。”
自10月底以来，整个化工园区内安静了许多。一位园区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化工园区一开始发展，确实会对环境产生污染，这是发展的必然阶段。现在化工园区也在升级，入园的都是500强企业，他们比小化工企业更有社会责任感，也更有能力做好环保。但市民的激烈反对让化工企业成了惊弓之鸟，最近好几家跨国企业打电话来，暂缓合作计划。他们开始思考如何与村庄相处，比如邀请村民们去厂内参观，消除对化工业的心理恐惧。但化工业经过20多年的野蛮生长后，如何反哺城市与乡村，赢得当地人的理解？这个中国最好的化工园区之一，不得不在产业升级的大好时机，停下脚步沉默和反思。(感谢记者付晓英对报道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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