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环境保护，保证民众的参与始终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最大动力。”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环境和政策学者费德理乌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谈起二战后德国“经济奇迹期”后的那段“环境敏感期”时感慨地说：当德国巴斯夫等重化工企业跻身世界级企业巨头时，莱茵河从德国美茵兹到科隆200公里长的河段，鱼类完全消失，河面上弥漫着苯酚的味道，被冠以“欧洲下水道”的恶名。也正因为如此，德国民众曾持续发起抗议环境污染活动，并由此诞生出欧洲的绿党。事实上，无论是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还是东方的韩国、缅甸等，“要发展更要环境”成为民众迫切的要求。许多国家在环境法规中把民众的参与作为各类项目环境影响评估（简称环评）最重要的方面，从大型工业项目上马到总统回家乡是否扰民都必须接受民众的这种环评，甚至是全民公投。国内外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对于建设项目，现代污染控制和处理技术足以将危害减小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但最重要的是，没有人可以替民众做出关于他们自身生活的决定。
“中国必须变绿”
“只有政府才能决定环境影响评估是否适合的时代显然正在成为过去，即使这些政府确实是为当地经济和民众福利着想”。谈起近来中国内地从什邡、启东到宁波接连发生的民众因环境担忧而反对建设大型工业项目活动时，德国学者费德理乌斯这样表示。宁波市政府28日宣布停止推进PX项目，英国广播公司称，在民众的反对下，宁波市决定镇海炼化一体化项目停止推进前期工作，再作论证。
29日傍晚，宁波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副市长陈仲朝特别强调，镇海炼化扩建一体化项目此前只是处于前期准备阶段。他称，在前期准备过程中，该市就明确提出要广泛征求意见，听取镇海当地老百姓的意见，而且也制定了项目环评公示、公众参与调查、听证会、论证会等工作的计划和安排。在还没有进入这些工作环节的时候，部分群众表达了对这个项目的关切，该市才作出了坚决不上PX项目的决定。
《华尔街日报》称，在崛起的中国，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令许多大型工业项目的上马被延缓和阻止。中国各地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和公众高涨的环保意识产生激烈碰撞，让许多地方官员越来越感到为难。文章称，这些地方的环保诉求可简单概括为“不要把污染项目放到我家后院”。这类抗议有大量本地居民参与，地方政府也迅速妥协，但这鼓励了类似反对浪潮变得越来越大。
费德理乌斯说，这种“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效应”，在各国是普遍现象。由于政府部门规划经济项目或公共设施，产生效益为全体社会所共享，但负面效果却要由附近居民来承担，于是受到选址周边居民的反对。对“邻避效应”的认识和引导，也是世界各国或地方政府的共同挑战。
德国《明镜》周刊29日则称，“对于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转变”。现在，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开始在环境领域慢慢学到一些东西。文章称，在中国的第12个五年计划中，重点转到了“可持续增长”和环境保护。中国已是太阳能电池和电动车最重要生产国。环保行业在中国成欣欣向荣的产业。“红色中国应该变绿，越来越多党的干部渐渐明白这一点”。
美国对总统回家乡也搞环评
近来，PX这两个英文字母常常见诸中国媒体。一名化工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称，所谓PX，是化学品对二甲苯的缩写，是重要化工原料，广泛用于化纤纺织、包装材料、农用薄膜、电子电器、医疗卫生、建筑汽车等各行各业，人们穿衣戴帽、食品饮料包装、农业生产，都离不开它。PX属低毒物质，世卫组织和美国环保局均未将其认定为“致癌物”，但PX也会对眼及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实际上，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大型石化项目需要有方便的交通储运条件，靠近市场和下游产业链，并需要充足水电供应，一般都分布在沿海或交通方便的大中城市，如美国休斯敦PX装置距城区1.2公里；新加坡裕廊岛埃克森美孚炼厂PX装置距居民区0.9公里；日本横滨NPRC炼厂PX装置与居民区仅隔一条高速公路。从纯技术角度来看，炼化一体化项目可减少化学品的暴露机会，对减少污染是有利的。
《华尔街日报》网站称，尽管有人声称PX项目的毒害并没有担心的那么大，现代污染控制和处理技术足以将危害减小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但真正的问题是：在引发重大民意关切的事务上，当初的环评决策中，本地人民的意见参与渠道、形式和影响在哪里？
在国际上，环境影响评估是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诞生的。1969年，美国议会通过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引入环境影响评估政策。后来，美国相继出台法律，要求所有公共工程在实施前都必须进行环评。据称当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经常在假期回约巴林达老家———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偏僻小镇休息，通常还有一大批记者和保安人员随行，这使小镇原有设施不堪重负，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小镇居民自发组织起来，委托机构进行里根任总统后对约巴林达镇的环境影响评价。并以此成功取得联邦政府的补偿。
在欧洲，第一个对环评进行立法的国家是法国，该国在1976年通过相关立法，1985年欧共体通过了类似法案。中国1979年也实行建设项目环评制度，2002年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法》。但“中国的环评体制为何如此脆弱？”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称，中国地方政府暂停一些大型项目后，给出的理由是“考虑到公众意见”。但观察家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在项目决策的早期，特别是在环评阶段，这些地方恰恰忽视了征求民意。
“环保敏感期”成发展最大考验
实际上，无论是在“绿”党大行其道的欧洲，还是正在开放之中的缅甸，人们对环境越来越敏感。德国最近公布“2012年德国人最担忧什么？”的调查，环境事件以52％名列第3，仅列于持续飙升的物价和过分紧缩（55%）之后。
2010年和2011年，德国斯图加特居民抗议政府火车站改建工程“斯图加特21”的活动持续数月，甚至出现流血事件，画面登上世界各媒体版面。反对者认为，这个项目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德国媒体称呼这些抗议者为“愤怒公民”。最终，德国政府表示同意对此项目公投。2011年11月27日，巴登－符腾堡州民众就举行公投的结果显示，58.8％的公民赞成改建。这样，预计耗资41亿欧元的斯图加特火车站改建项目工程才能够继续实施。
鉴于“斯图加特21”项目受到民众反弹，德国政府今年特别制定新的政策，加大让公民参与大型项目的评估。德国内政部和交通部曾联合公布一份80页的“公民参与手册”。德国交通部长拉姆绍尔对媒体称，“听取更多公众意见，实际上有利于加速建设”。德内政部也要求大型项目业主应主动提供项目资料，让公众提早参与相关辩论，这样“在计划成型前先征询各方意见和看法，而非在问题发生后才发现症结。”
韩国的“环境敏感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时韩国多次发生全国性大规模环保抗争事件，并差点导致时任总统卢泰愚下台。其中蔚山污染案件和洛东江事件的爆发成为韩国民众积极参与环保行动和环评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在蔚山事件中，韩国政府给当地居民大量经济补偿才保住蔚山这个当时韩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工业区，洛东江事件则使韩国电子业巨头斗山公司破产。此后韩国注重通过制定各类环保法律，加大民众参与环评，韩国民众在发生污染受害事件或怀疑可能遭受环境污染时，除了申请行政诉讼和发起示威外，还可向法院控告。此后，韩国因环境问题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明显减少。
《华尔街日报》网站称，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对环保观念的影响重大。在经济发展的低水平阶段，国家和社会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度较高。但在一些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环境敏感期”似乎“提前到来”。俄罗斯纽带新闻网日前称，为了保护被誉为“莫斯科绿肺”的希姆基森林不被修建高速公路破坏，一名年轻母亲基里科娃放弃了自己的公司，成为环保运动领袖，并于今年5月获得了有“绿色诺贝尔奖”之称的戈德曼环境奖。俄领导人梅德韦杰夫称：“希姆基森林应该成为一个教训，即国家、企业和社会应该就民众所关注的大项目展开对话，这是重要信号。”后来，经过与民众对话后，这条高速公路开始恢复建设。
在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甚至缅甸、柬埔寨等发展中国家，各种由于环境问题而发生的示威游行也不断发生。《环球时报》记者曾经赴马来西亚关丹暗访过正在建设的世界最大稀土厂，这座投资2.3亿美元、每年产值约17亿美元，约占马GDP1%的世界最大稀土提炼厂，从2008年初获得建厂许可证以来，却因为环境问题受到居民反对、两易厂址，目前也仅获得短期的生产许可。在缅甸，当地政府也以保护环境为由中断了与中国合作的一些大型项目。有当地华人对记者称，虽然不能排除一些受西方影响的组织借机挑拨缅中关系，但随着缅甸国内民主改革的开始，民众开始表达自己意愿，各种政治团体也乐于通过关注环境等问题来获得民众支持。
公众参与可“卸下政府包袱”
德国学者费德理乌斯说，因一些大项目引起的环保争议，即使在以环保著称的欧洲也时常发生。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应该让民众更多地参与大项目的事前评估。首先，这是民众的一种民主参与，可以激发民众的主人翁精神，集思广益。其次，也可防止政府在一些大项目上的疏忽。第三，民众参与可让政府卸下沉重的包袱：上大项目对政府也是压力，，通过广大民众参与，可让部分反对者明白大多数民众的主流意见。
对于如何才能避免再次发生宁波事件，国内外专家都提到了一个词“透明度”，即政府应该更加透明，事先做好功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凡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的城市化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如果在实施大工程，特别是有污染可能的大项目时不事先征求民众意见，肯定会引发反弹。政府如果不吸取教训，将来肯定还会发生类似的情况。这其实对政府来说是一种损失。因此，应该有相关的立法来规定地方政府的行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江涌认为，增加决策透明度很关键。政府一定不能为了GDP，抱有“只要能拉动经济有项目就上”的思想，应事先对项目做深入的了解和调查。“政府应该更加主动。这样的信息成本应该由政府承担。”
（原标题：“环保敏感”考验多国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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