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
“亚洲环境奖”答谢辞：与中国面临的严峻的环境问题相比，我们所做的太微不足道了。荣幸获奖，与其说是对我们取得成绩的奖励，不如说是在提醒我们。
人还是应该有一种精神、有一点追求。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
———梁从诫
他不是什么大人物，他人很低调。一些得过的奖我也不知道，他也不说这些的。
———方晶(夫人)
这才是干实事的爱国世家。
一路走好！后来人会继承您的心愿。
———网友
本报讯 昨日下午4时，“自然之友”创会会长梁从诫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目前，追悼会日期尚未确定。“自然之友”昨发布公告称，“梁从诫先生家属希望此事低调处理，望各界朋友尊重家属意愿，感谢各界朋友的关心。”
出身名门致力环保
昨天傍晚，“自然之友”网站的彩色页面变成黑白页面，同时发布了梁老病逝的公告。
梁从诫的夫人方晶女士介绍，梁从诫去世的病因是“内脏器官衰竭”。由于受到疾病困扰，2006年之后梁从诫身体很差。梁从诫的儿子梁鉴说，梁从诫最近两三年都基本上不认识人了，尤其是最近，就算是在屋子里，梁老也都走不动了，家人对此也有一定准备。
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1988年，出身名门，身为出版社编辑，北大历史系研究生的梁从诫辞去公职，致力环保事业，后在1994年创建了我国第一家民间环境保护团体“自然之友”。十多年来，自然之友累计发展会员一万余人，各地会员在当地开展各种环境保护工作，由“自然之友”会员发起创办的NGO已有十多家。“自然之友”累计获得国内国际各类奖项二十余项，如“亚洲环境奖”、“地球奖”、“大熊猫奖”、“绿色人物奖”和菲律宾“雷蒙·麦格赛赛奖”等。
为保藏羚羊致信布莱尔
1998年，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梁从诫给布莱尔写信，请求他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羊羊绒非法贸易，以支持中国反盗猎藏羚羊的斗争。
布莱尔当天便回信表示，“我一定会把你的要求转告我国和欧盟环境主管部门，我希望有可能终止这种非法贸易”。
为保护藏羚羊，梁先生曾发动“自然之友”全体会员支持反偷猎组织“西部野牦牛队”。1998年底，“自然之友”为保护藏羚羊的“野牦牛队”筹款40万元，以维持其运转的花销。当时67岁的梁从诫登上4000多米高的昆仑山口，亲手焚烧收缴的近400张藏羚羊皮。
骑自行车的全国政协委员
梁从诫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生活简朴，一向是骑自行车前去全国政协开会，有一次门卫拦住不让进。原来，门卫从来没听说过、更没见过全国政协委员骑自行车来开会。
梁从诫的友人王军回忆，在一次政协委员考察途中，同车的人把喝完的矿泉水瓶子随手扔在了车外，梁从诫马上让停车，下车捡起被扔掉的瓶子，说，瓶子要回收。
■ 梁从诫先生生平
●出生于1932年
●1950-1958 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研究生
●1958-1962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师
●1962-1969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
●1969-1978“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江西上高县“五七干校”
●1978－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参与创办《百科知识》月刊，曾任《知识分子》杂志主编。
●1988年辞去公职，应聘到民办中国文化书院任导师(即教授)
●1989年开始，任第七届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曾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1994年，创建中国第一家民间环境保护团体“自然之友”。
●1999年，获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颁发的“地球奖”，以及国家林业局颁发的“大熊猫奖”。
●2000年6月，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环境使者”称号；同年，被北京市奥申委聘请为环境顾问。
●2000年8月，获菲律宾雷蒙·麦格赛赛“公众服务奖”。
●2000年12月 国家环保总局授予“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称号。
●2002年 任北京奥组委环境顾问
●2004年9月 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
●2005年获“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
■ 名门世家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
梁思成，1901———1972，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
梁从诫，1932———2010，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创会会长，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敏感坚强的伟大坚守者”
■ 友人讲述
●王军 新华社记者，梁思成研究者，《城记》作者
梁从诫先生在有限的生命里开创并推动了一个了不起的事业———中国的民间环境保护。他的逝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重大损失。
我是在1993年认识梁从诫先生的。那时我在做北京旧城保护的调查，在三周的时间里，每周去跟梁先生谈一个下午。我要特别感谢梁先生那时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跟我这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小记者交谈。他打开了我的心扉，让我进入书写北京城市发展史的世界。
大概在2003年，梁先生的身体不太好了，已经有了老年痴呆的症状。但是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只是觉得以前风趣、幽默的梁先生变得沉默寡言、心情抑郁，有时候脾气很大。其实，这都是因为他生病了。
在《城记》出版后，我送书给梁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谈了一个下午，梁先生跟我说了很多事情，说到环境和人口问题，还谈到自己的父亲，他落下泪来。他说：“要是哪一天，环境问题‘爆炸’、人口问题‘爆炸’，你们怎么办呢？”
后来我们又谈过一次，还是相似的话题，他还是那样的心情。我说：“梁先生，我陪你出去散散心吧。”他一直想去看看山西五台的南禅寺，那是中国现存最古的木构建筑，建于唐代，是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比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发现的佛光寺要早建几十年。
2003年国庆节我就陪他去了山西。一路上，他话不多。到了南禅寺，他真是高兴啊！一再感叹：“毕竟是唐代的啊！”又去看了佛光寺，他的心情好了大半。可在回来的路上，他又念叨：“山西的水，怎么办啊？”
1999年，梁先生领着我去探访位于北总布胡同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梁先生指着院子里的那棵马樱花树，幽默道：“没准儿小时候我还在这树上爬过呢！”他小时候爱爬树，是有名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梁先生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我和方晶老师说话，梁先生很慈祥地坐在边上，一句话也不说，就听着。也许他已经听不清我们在说什么了。但我觉得非常温暖。他活着，这非常重要！
创立“自然之友”之后，梁先生曾经想成立“老北京之友”，但未能成功，这也是他未了的心愿。他一直在为保护北京古城奔走呼号。他说，环境问题，不仅仅包括自然环境的问题，还包括人文环境的问题。
可以说，他还在承受他的父亲梁思成生前承受的痛苦，还有自然环境恶化带来的痛苦。他一个人，担着这两大痛苦，终于病倒了。
梁先生的心，非常敏感，非常柔软。这样的心，特别容易受伤。可他是那样坚强。
他是一位伟大的坚守者。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王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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