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绿色税法”之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2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获表决通过了。这是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
环保税法实施以后，排污企业将由费改税，即以前所交的排污费将以税收的形式征收。此前所征收的“排污费”实际执行中存在执法刚性不足、地方政府和部门干预等问题，由费改税，性质大不相同，其高度、征管强度都大大提升了。现行的排污费是实行中央和地方1：9分成，考虑到地方政府承担主要污染治理责任，环境保护费改税以后，拟将环境保护税全部作为地方收入，中央不再参与分成。
排污费改为环境保护税，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长远影响。
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之所以能够有光鲜亮丽的报表，固然是因为经济处于上升期，此外，硬币还有另一面，即那些本应该是由企业负担的大量成本从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中消失了，被转移到了那些无法被统计到的匿名的社会主体之中。换言之，中国企业成本被社会化了。
环境污染成本，正是无形中被挪走的成本之一。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中，“环境容量”曾经被长期当作招商引资的筹码。地方政府协助污染企业落地，同时对污染物的排放卵翼庇护，这是当前环境恶化的重要制度根源。
利润仍然留在表内，包括但不限于污染在内的成本却没有内化。万千企业汇总起来，就形成了表面上的经济超高增速，同时带来一系列长远经济后果。
后果之一是过剩产能的形成。企业逐利而动，如果扩张产能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大量资源来自于银行和进行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收益端和风险端不对称，造成扩张冲动。换言之，产能过剩本质上还是政府权力之手的扩张冲动的连带效果。由此亦可看出，许多的产能过剩，关键还在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模糊。当一些地方政府基于局部利益的考虑，以牺牲环境、资源等为代价来推高过剩产能时，中国经济就被带入了恶性竞争的陷阱。
这种产能结构又加剧了世界经济不均衡。中国牺牲自己的环境打造出巨量廉价产品出口，性质上等于在牺牲自己补贴全世界，但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不公平竞争，由此引发了反弹乃至贸易战争，欧美各国对中国的产能问题、倾销问题不断施压。随着路径依赖的深化，鸿沟此岸，中国制造体量越积越大，鸿沟彼岸，美国金融化日益加深，世界经济不均衡难以扭转。
总体后果是中国经济对此形成路径依赖，陷入粗放、高投入的经济模式难以自拔，转型就损失经济增长速度，决策层为此承受着压力。
靠地方政府自身不能真正纠正上述后果，因为地方政府仍然身处地区竞争的棋局中。
在这种背景下，环保税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开始，该由企业担负的成本，重新内化，这是良性市场秩序回归的标志。
自然，交税不是唯一的方式。各地发展工业的天然禀赋不同，工业企业的市场环境各异，在环保税之外，还需考虑组建全国性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市场，各地排放指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可以以市场化的方式达到污染相对最小化、工业效益相对最大化。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环境污染成本的内化也只是开始，其他大量的扭曲，诸如基础资源价格、工业用地价格、资金价格等等，都需要逐一修复，这是市场秩序正本清源的开始，也是中国摆脱高污染高能耗的经济模式、走向创新型经济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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