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是哪年了,那时三个女儿都还小呢,老大也不过十七、八岁而已。有一次,我在珠宝店看到真正的珍珠项链,颗颗珠圆玉润,让人爱不释手,虽然两个小的还太小、暂时戴不着,但做母亲的情盛,想到她们有朝总会用到,且三个孩子应一碗水端平,所以破费不赀地一口气买了三条,回美后分赠三个女儿。当时女儿们都是欢欢喜喜收下了。几年以后,一日无事桌前坐,忽见三女鱼贯而来,更奇的是,手中各捧一条珍珠项链。
“妈妈,项链退给你。”
“为什么?”
“蚌太痛苦。”其中一个说完禅宗语录般的对白,抛下珠子在我掌心,飘然而出。
我错愕地看着第二名。
“姐姐说,珠是蚌心碎后的泪水。”她也出门而去,将蚌的一串眼泪撒在我的手心。
我匪夷所思地看着老大。“是琼瑶吗?你读的琼瑶就这么派上了用场!”我恼怒得想发火——为了逼三名小姑奶奶读中文,这些年我们做父母的百宝出尽,萝卜加大棒地连哄带求,两个小的根本软硬不吃;唯有老大,,中文功底较好,勉勉强强能读懂个琼瑶,当时我还老心颇慰,谁想到后患如斯。
“妈妈,琼瑶的心碎不过是玻璃世界的一块虚幻的玻璃碎了,who cares?而每一颗珠子,都是一个生命真实的痛苦磨出来。人类何其虚荣,要将多个生命磨出的多个痛苦挂在脖子上?”
我还在张口结舌中没有缓过一口气来,大小姐又发话了:“妈妈上次买的那兔皮手套我不要了。以后动物皮毛的衣物一概请不要买给我们。不会穿的。”
我后来不但没有再给女儿们买过带有皮毛装饰的衣服,连自己的那份也省了。
事隔不久,三丫头有日回家,一只小拳头虚虚掩着,冒出半只鸟的小脑袋。原来是只不知名的小鸟,病得飞不动了,在一棵仙人掌下奄奄一息。三丫头加入了学校的“野生动物保护小组”,土桑八月的酷暑中,气温可高达华氏117度,人人躲在家中吹着空调乘凉都没口子嚷热,有的台湾来的女学生出门还撑着阳伞防晒,这个小组成员却顶着炎炎烈日在沙漠里跑,专门找寻这样伤残有疾的小动物,带回来救治。
“妈妈,它病了,你看它多可怜。”
“你打算怎么办?”
“带它去看兽医,好吗?”
另外两个女儿也说,“妈妈,please。”
“丫头们啊,小鸟有健康保险吗?”
“没有啊。”
“那谁出钱给它看医生啊?”
“它是一条小生命嘛!”又气鼓鼓地,“不要叫我们丫头了好不好?”
我没好气地说,“它如果现在能开口吟出‘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妈妈就开车送你带这只罕物去兽医院。”
“妈妈怎么对鸟都讲种族歧视!那个肺结核女人的酸鹦鹉有什么好!”
虽然两个小的面面相觑地不知背景知识,老大却懂得如何反击。半掺着英文的中文,把林妹妹骂成“that tuberculosis woman”。
三丫头吵着说要预支年终的红包给小鸟当医药费,我不置可否,她大姐看不过,带着妹妹和她的没名目小鸟开车去兽医院急诊。一针下去,四十美元打了水漂——三丫头那时还是十几岁的高中生,尚无挣钱的能力,医院只收信用卡,而刷完的信用卡账单当然是作老妈的我来付,自不会从她的年终红包里扣。那还是多年前,四十美元的购买力还很可观,我们这靠薪水吃饭的教书匠之家,平素并非这样纵容小孩子乱花钱的。
孩子带着小鸟回家来,悉心给它喂水、喂食,用小吸管吸了牛奶一点点蘸到小鸟的唇边,我忽然体会到,即使一只会吟诗的鹦鹉,也未必给女儿带来那样的快乐。在一个晴朗的上午,她亲手将病愈后的小鸟放飞,年轻的面容映着蓝天,那样地满足与快乐。人生多蹇,作为成年人的我知道,世上有许多比这只小鸟更悲惨的人或事,我们菲薄的人力并不足以援手。然而我屈服于女儿那颗体仁爱生的柔软的心。
咱家出了三名环保主义者,这是不坏的一件事,但人类的爱总是要有等差的是不是?保护环境爱护动物不能钻牛角尖。我愿意她们被人称为“温和的环保主义者”,而非“环保恐怖主义者”。(摘自美国《世界日报》,作者:嘉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