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与环保的不解情缘

孙吉民向记者讲述他和钱学森的书信往来。

钱学森的亲笔信。记者王亚京摄

10月31日，我国著名科学家、火箭专家钱学森先生与世长辞了。各大媒体的报道引起北京一幢普通居民楼里一位老人的关注。他心情沉痛，翻出珍藏了20多年的钱学森的两封亲笔信和文章反复品读。它们展示着，钱学森这位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与宇航天技术、工程控制、物理力学、系统科学、系统工程、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等多个领域都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大科学家，也曾倾心关注环保事业的发展，与环保领域有着不解之缘。

钱老的这段不解之缘，其中一个牵线人就是这位老人——孙吉民。

第一篇文章启发噪声控制灵感

孙吉民，今年71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孙吉民在北京市环保局工作，时任科技处处长，分管噪声控制。

北京市的环保工作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由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同志直接领导逐步展开。当时的环保工作主要抓“三废”(即废水、废气、废渣)治理。后来，孙吉民他们发现，来自群众的环境污染举报信件中，有50％左右都是反映噪声扰民问题的，每个月都有几十件，怎样下手才能解除群众关心的问题呢？

孙吉民说，因为管理体系、规章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当时是用“抓土豆”的方法进行工作，就是群众反映一个问题就想办法解决一个问题，工作没有系统。

正在苦恼之时，197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给了孙吉民灵感。一天，他去首都剧场看北京人艺的话剧，由于到得早，孙吉民就在附近逛，发现一本名叫《经济管理》的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社会工程》的文章，作者正是钱学森和乌家培。文中对“社会工程”理论的阐述令孙吉民茅塞顿开，他理解看问题就是要宏观、全面把握，要把周边的因素综合考虑进去。

沿着这条思路，孙吉民对环境噪声问题进行归纳整理，划分出建筑施工噪声、机械噪声、交通噪声、社会生活噪声4类，随即着手解决噪声控制技术难题、组织生产、制定标准、设立规章制度。到1980年，写成《环境噪声控制社会工程》一文，发表在《环境保护》杂志1980年第5期上。孙吉民把那期杂志寄给了钱老，在信中说明这篇文章的形成与钱老的文章有直接关系，并希望得到钱老的指导。

仅仅四五天，钱老就回了信。他在信中诚恳地指出:“您说的社会工程不是乌家培和我讲的社会工程，而是系统工程。社会工程是指把系统工程的方法用到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及国民经济规划计划问题。系统工程方法是处理任何系统的组织与管理的一般方法，不限于工程系统，可以处理科学技术和社会在内的系统。”并附上了一些介绍系统工程的材料。钱老在信的末尾写道“我希望搞环境保护的同志能开展环境系统工程的工作，并发展这门系统工程。”这封信写于1981年1月9日。

第二篇文章提出环境系统工程理论

到了1983年，《环境保护》杂志创刊十周年之际，主编崔志民又请孙吉民向钱老约稿，不到一周时间，钱老就发来了稿件，题目叫《保护环境的工程——环境系统工程》。钱学森在文章中提出，环境的涵义应该是地球表层包括的非生物、生物和人，这些可以看成是一个巨系统，而且是一个开放的、有序的巨系统，是在发展、演化的，不是静止不变的。钱老把地球表层巨系统的有序性分为4个层次，强调每个层次的问题在环境系统工程中要明确分级解决，而各层次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的。他还提出:“我们也要做宣传工作以提高人们对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前我们做得很不够，对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的意义总是从防治祸害来看，而不是从积极意义来看，比如废物实际上是人造的资源，而且是送上门来的资源，不用去开矿，不用去远道运输，就在手头上！我们还要指出所谓废弃物的利用，不但在工业是像上面讲的，在农业也是如此，也要努力发展。”

现已退休的崔志民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感慨地对记者说，上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还很少。特别是地方官员的意识里更多的还是先抓经济后抓环保。对于怎样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还处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状态。文章刊载出来后，确实产生了不小的反响，特别是环保界反响很大。不少人对崔志民说，这么大的科学家都写文章谈环保问题，可见环保问题很重要啊，我们也应该提高认识了。崔志民到外地出差，有的省环保局长告诉他，这篇文章太及时了，我们应该推荐给省领导，这样抓起环保来就更有说服力了。

孙吉民说:“26年过去了，再看钱老文章中的提法仍然没有过时，特别是关于废物是人造的资源的观点不就是现在循环经济提倡的吗？”

文章发表后，孙吉民与钱学森之间还有一次书信往来，钱老写道:“对环境科学我还学习得不够，还要向大家学习。”孙吉民赞叹地说:“这么大的科学家，还特别谦虚。”

用系统工程理论指导工作20多年

之后，孙吉民一抓工作就考虑用系统工程这个方法，他探索总结出的在城市噪声管理工作中运用系统工程技术的经验，也得到了其他省份的效仿。1988年，孙吉民调任国家环保局噪声处处长，1990年又调到北京市市政管委科技处工作，分管全市的燃气供暖和节能环保工作。

孙吉民到市政管委工作后，有一段时间，市区住户供暖温度达不到，百姓很有意见，大量烧煤烟囱冒黑烟，环保局也提意见。孙吉民就组织技术人员用系统工程的方法，从热源、热网、燃料、用户多方面研究解决问题，总结了13项节能技术措施。有一年冬天，北京市六建公司家属宿舍的10吨锅炉从每平方米燃烧70公斤煤减少到35公斤，住户室内温度从十三四度升到20度。北京市的试点单位中烧煤最少的达到每平方米21公斤。此后，他们又与北京市建委节能办开展合作，从供暖、保温、节能、环保几方面开展试点、科研，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20多年的工作实践中，系统工程的理论成为指导孙吉民开展工作的思想方法，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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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高度肯定钱老的两大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建树:一是系统工程理论，二是沙产业理论。“沙产业”构想是钱学森1984年5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学术报告时第一次明确提出的。钱老说，“沙产业”就是在不毛之地搞农业，而且是大农业，这是又一项“尖端技术”。之后，他又预言，接替信息产业革命的第6次产业革命，将是包括沙草产业在内的知识农业。在后来的有关信件中，钱学森又指出，沙产业是用系统思想、整体观念、科技成果、产业链条、市场运作、文化对接来经营管理沙漠资源，实现“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良性循环的新型产业。他关于沙产业的一系列理论构想，在后来内蒙古、甘肃等地的具体实践中，逐步被概括为“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沙产业发展新路，并取得成效。1994年，钱老用获得的何梁何利奖金100万港元设立了“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2001年，他又捐出所获霍英东“科学成就终身奖”奖金100万港元，用于促进沙产业发展；同年，设立“钱学森沙产业奖学金”。（记者江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