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上口罩与帽子，在黑夜的掩饰下，一个人蹑手蹑脚地给空气采样系统带上滤膜或者布条，希望通过在采样系统上的“动手脚”，让检测数据能够达标。
这一有如犯罪片的场景，就是2018年3月底，生态环境部组织检查发现山西省临汾市空气数据造假时所查明的犯罪事实。在随后的2个月时间里，临汾市空气数据造假案件中涉嫌的16名犯罪嫌疑人，皆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刑事处罚。
但走完司法程序的数据造假案，并未就此划上一个“句号”。
8月6日上午，生态环境部针对临汾市环境空气自动检测数据造假问题，联合山西省政府对该市主要负责领导进行了约谈。约谈认为，临汾市环境空气质量检测数据造假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蓄意犯罪行为。
图/新华社
掩耳盗铃“造蓝天”
经调查，临汾市环保局原局长张文清授意局办公室主任张烨和监测站聘用人员张永鹏，指使许冬等人故意破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数据。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张永鹏等人通过堵塞采样头、向监测设备洒水等方式，干扰全市6个国控空气自动监测站近百次，导致监测数据严重失真53次。
临汾市环保局原局长为什么要这么干？
据了解，临汾是山西省下辖地级市，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是一座以煤炭和钢铁为工业支柱的城市。
临汾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7年，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45.84亿元，增长23.4%。其中，煤炭、钢铁、焦炭和电力工业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95.7亿元、423.7亿元、298.5亿元和52.5亿元，分别增长36.4%、9.5%、38.7%和14.9%。
煤炭和钢铁带来了利润，也带来了污染。将时间拉回到2017年初，从2016年11月开始，临汾连续污染“爆表”，到1月上旬，临汾市共经历了6次重污染天气过程，历时48天，先后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13次。其中，2017年1月4日23时，临汾市区二氧化硫浓度小时均值一度达到1303微克/立方米峰值。
随后的2017年1月19日，临汾市市长刘予强代表临汾市政府被原环保部进行约谈，同时接受约谈的还有时任临汾市环保局副局长张文清。约谈时，原环保部决定暂停临汾市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项目的环评审批（民生及节能减排项目除外）。
1年多以后，2018年8月6日，针对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数据造假问题，生态环境部联合山西省政府对临汾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约谈。
生态环境部指出，此前临汾市政府因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恶化、二氧化硫浓度长时间“爆表”问题被原环境保护部约谈，并同步暂停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项目的环评审批。
约谈后，临汾市采取措施，积极整改，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在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上收之前就存在数据不实等问题，2017年上半年全市大气环境质量监测数据仍然不降反升。
在这种情况下，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并通过更加有力的举措消化历史数据问题，应是临汾市整改的基本要求，也是加快解决全市大气环境严重污染问题的客观需要。
但是，临汾市委、市政府不敏感、不警醒，对过去存在的监测数据造假问题未汲取教训，对可能出现的干预监测数据行为没有进行警示，导致监测数据造假行为再次发生，且长时间没有得到制止。
图/新华社
临汾并非个例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类似临汾的空气数据造假案件并非个例。
2017年12月，原环保部办公厅还曾特地发布通报对多地公开进行点名，当前多地所采用的干扰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以下简称国控站点）的手段也已经从人为堵塞采样头，发展为利用雾炮车、洒水车等大型器械来给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注水”等。
2018年3月底，新成立的生态环境部召开的第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通报了全国发现有7地9个国控站点受到喷淋干扰。
公开资料显示：
2016年3月原环保部发现西安市存在空气采样器采样头被纱布人为堵塞、部分监控视频记录被删除等问题；2017年2月至3月间，原环保部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发现部分企业存在空气监测数据造假问题。
而在今年1月，原环保部还通报江西省新余市飞宇、河南省信阳市南湾水厂两个国控空气环境自动监测站点采样平台及周边环境受到喷淋干扰。
除了喷淋干扰外，新的手段与工具也开始不断出现。其中：
2018年1月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利用雾炮车，将当地环保局大楼及其监测站点喷成“冰雕”的事件，更是让人忍俊不禁。
受访专家表示，空气数据造假本身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予以相应的法律惩治。但当前多地暴露出空气检测数据造假的现象背后，一方面体现出不少地方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更加倚重后者；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当前不少地方在环保层层加压的情况下，面临着产业转型的困局。
如何填补“历史欠账”？
生态环境部在约谈中提到一个重要的问题：环境数据的历史欠账。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此前在空气质量监测权归属地方管理的时候，不少地方的空气数据造假就已经存在了。但后来监测权收归国家统一管理后，原来造假上报数据的不少地区，就面临着很大的环境整治压力。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地方上的空气监测权上移后，很多地方陷入此前数据造假的被动局面，尽管后来地方上可能也努力进行了多重环境治理，但从数据的表现上来看，实际探测的成果可能收效甚微，甚至可能还会不降反升。
王灿发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一些地方政府原来的造假，也间接导致了现在的被动局面。”
“以前弄虚作假不构成犯罪，但现在新的环保法出台后，弄虚造假就被明确是一种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点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65条里看到：
对篡改、伪造或者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行为，有明确的禁令和处罚规定，明确提出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方堃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当前多地存在的空气数据造假情况，一方面折射出部分地区的环保压力确实比较大，地方环境形式严峻导致造假现象频发；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不断进行的环境督查行动更多地成为了一种压力的传导，而环境保护真正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地方上的充分认识。
“大多数地区还是将经济发展作为重点，而这种转变需要一个过程。”方堃总结道。
图/新华社
数据造假与产业转型
从此次公开的约谈看，生态环境部无疑再次强调了环境监测数据真实的重要性。
王灿发表示，通过临汾案件特别明确了弄虚作假这种行为构成犯罪的法律定性，将受到法律制裁。与此同时，该案件也传递出了过去“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弄虚作假的模式，当前以及未来都将再也行不通了。
然而，在数据造假背后，也凸显了地方的产业转型困局，特别是对于一些产业转型能力不足的地区，经济问题和环保问题的矛盾较为突出。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慧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空气数据造假也与当前国家环境治理体制有关，当前我国环境治理体制的特点类似于行政“发包制”的层层分配，但分解过程中，每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特殊性并未完全考虑进去。
王慧表示，对于很多产业转型压力比较大的地方政府而言，一方面要发展地方经济，另一方面也面临环保加压的态势。“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逼机制，让地方政府逐渐理清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只是这种转变定然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与过程的。”
王灿发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要杜绝此类环保数据造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要对地方此前的环保数据进行核实，因为不少地方在监测权未上移前的数据是不够准确的，而后来国家统一监测后不少地方就面临着很大的调整压力。
“需要恢复‘本底’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环境治理，或许不少地方才能够看到工作的‘希望’。”王灿发告诉记者，环保政策层层加压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到不同地方的产业转型的难度与环境质量提升的难度，政策执行尚且不能“一刀切”。
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社坤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建议，鉴于各地的产业结构和地理结构不同，面临的环保压力也不同的情况，在环保制度执行方面可将个别地区作为重点监测对象，在空气质量标准要求不变的情况下，对该地区的执法关注度和频次上做出一定的改变。
同时，王社坤认为，从造假事件的防范角度出来，未来在增强问责的同时，加强对公众参与的社会监督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也必将会是大势所趋。
对于临汾来说，一方面是污染问题仍然严重，另一方面，其GDP在山西省的城市间排名有所滑落，2018年上半年GDP增速为3.1%，远低于山西全省6.8%的增速。对这个城市来说，转型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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