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万余亩水域成“酱油湖” 上游排污下游只能吃“哑巴亏”？
——安徽沱湖、天井湖遭跨境污染事件调查
新华网合肥7月9日电(记者杨丁淼) 几乎是一夜之间，水美鱼肥的安徽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变成了“酱油湖”，附近的天井湖也未能幸免；也就在这一夜之间，沱湖、天井湖周边渔民经年累月的辛勤劳作化为泡影。
9.2万亩水域被污染，鱼类等水产死亡2364万斤，涉及渔民907户，其中专业养殖户220户，直接经济损失1.9亿元……近日，大量下泄的上游污水团让安徽省五河县的“两湖”流域遭受到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污染事故。
莫名污水成飞来横祸 渔民损失惨重
6月27日，养了一辈子鱼的刘建月就发现湖水不对劲，“湖水渐渐变成了酱油色，还散发刺鼻味道，我就知道上游的脏水又来了”。
刘建月是安徽省五河县的渔民，这里因淮、浍、漴、潼、沱五水汇聚而得名，由于水系发达成为安徽的水产大县，同时也饱受跨界污染之苦。渔民告诉记者，由于跨界污染频发，他们会用塑料薄膜将圈养鱼类与污水隔离，但近期遭受强降雨影响，高水位使塑料薄膜失去了作用，连日来五河境内沱湖、天井湖鱼类等水产出现大面积死亡。
记者乘船在沱湖、天井湖湖面上看到，湖水呈黑褐色，成片的死鱼漂浮堆积在圈养的渔网边缘，不停地有鱼跃出水面挣扎求生。由于天气炎热，死鱼已开始腐烂，腥臭混杂着污水的刺鼻气味令人作呕。
天井湖的幸福渔业养殖合作社多位渔民告诉记者，他们去年投放的鱼苗当年没舍得捕捞，指望养肥了今年中秋节卖个好价钱，眼看着要收获了却血本无归，据初步估算，该合作社20户专业养殖户损失上千万元。
为了减少损失，当地渔民开始捕鱼抛售，中秋节每斤能卖6元的草鱼只卖每斤1元。“再不捞就真的死光了”，渔民刘文云哽咽着说。
沱湖螃蟹跻身“中国十大名蟹”之列，此次螃蟹养殖户损失同样惨重。沱湖乡的刘孟巧今年刚开始搞螃蟹高密度养殖，几乎全部死光，投入的300万元打了水漂，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贷款。
上下游各执一词 跨界污染屡成“无头案”
在五河县水利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沱湖和天井湖上游的主要河流，都在宿州市泗县境内。事故发生后，五河县环保局连续多日分别在沱湖上游的唐河草沟闸和天井湖上游的石梁河幸福闸取样检测，这两处闸坝是通向“两湖”的最后一道“关口”，检测结果显示，两闸的溶解氧、高锰酸盐等多项数据超标，水质均为劣五类。
鉴于两地之间的跨界污染事故已多次发生，早在2009年，蚌埠市与宿州市政府就签署了《关于跨市界河流水污染纠纷协调防控与处理协议》，对于污水排放和预警等事项作了明确规定。然而对于此次事故责任认定等关键问题，双方各执一词。
——事故原因是什么？
泗县环保局副局长易军称，泗县出境河流水质一直在五类左右，并非事故主要原因，可能是连续多日的强降雨冲刷产生的面源污染造成；五河方面认为，由于安徽北部连续多日强降雨引发汛情，使得上游水位高涨，不得不开闸放水，大量浓度超标的污水团下泄，泗县在水利调度上存在重大失误，是导致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污水排放是否预警？
泗县方面表示，除了6月26日首次开闸放水没有通报下游，后期均向五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通报；然而五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人却表示，泗县始终没有任何形式的沟通，还一次性排放这么多污水，根本没法防范。
7月3日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幸福闸仍在开闸放水，水体呈灰褐色，并散发恶臭。4日上午，泗县草沟闸继续排污，五河县派驻的看守人员被强行驱赶。
——谁来负责？
泗县方面称，“泗县境内没有工业企业，经过排查未发现污染源，污水主要是上游过境水。”双方协议规定，如上游因过境水污染或不可抗力造成下游污染损害，则上游政府免于承担相应责任和赔偿。五河方面认为，即便是过境水，泗县没有及时预警，且水利调度存在失误，理应担责。
据了解，2013年沱湖流域就发生过类似的污染事件，由于找不到明确的责任主体，最后所有损失渔民自己承担，渔民担心这次仍会不了了之。
亟待建立有效的跨界污染追偿、追责机制
除了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沱湖、天井湖的渔民成为此次事故的最大受害者，不仅经济损失巨大，常年生活在船上的渔民生存亦受到威胁，严重污染的水体短期内不可能恢复，渔民将失去收入来源。五河县政府已调度纯净水、米面油等物资发放给船上渔民，但这并非长久之计。
环境法专家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明确责任主体，妥善安抚渔民和赔偿其损失。河北马倍战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倍战分析认为，即使上下游政府有免责协议，也只对协议政府行为有约束力，对污染受害者等第三方的约定无效，受害者可以对“可能的污染致害者”提出民事赔偿，即使“元凶”不在泗县，泗县政府也有举证责任。
事实上，跨界污染赔偿也有成功的先例。2013年1月，河南惠济河东孙营闸开闸排水，大量污染水下泄导致安徽涡河亳州境内水质污染加重，大批网箱养鱼死亡。污染事件发生后，河南省相关负责人迅速到安徽进行处置，首批400万元赔偿金很快就拨给了亳州市政府。
马倍战说，很多跨界污染发生后，赔偿是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情，缺少污染受害者和致害者的参与，建议此次赔偿中一方面保证赔偿资金流向透明，另一方面合理规划，发挥资金造血功能，解决污染受害者未来生计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副教授胡静表示，涉及跨流域污染的环境问责难主要在于上游政府占据天然优势，且缺乏法律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很大程度仰赖上级政府的态度，因此，法律上有必要明确下游政府起诉上游政府的诉讼权利，只有这样才具备和上游协商解决的筹码。
“要判别和鉴定污染责任的归属，也必须完善技术手段。”合肥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汪家权说，学界要重视“环境法医学”的学科建设和实际应用，通过污染物质的“DNA”，详细研究污染物的性质及迁移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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