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
对环境领域“先进”个人的评选今年已有多起，且勿论纯官方色彩的“环保先进工作者”，以活动方式进行的就有我国首个民间环保奖项——“阿拉善生态同盟see生态奖"评选”、“绿色中国人物”、“中国十大民间环保人物”等。但这些活动是否能选出真代表？
在目前伪环保、极端环保喧宾夺主的情况下，要真正选出能反映环保国事的代表，必须选“事在人为”——这些人在2005年的环保大事上有所作为。另外，做事的人千千万，还应该借鉴执政党的经验——考虑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定出以下“四有四不”筛选原则，即有知识、有影响、有道德、有理想，不冲动、不盲从、不胡说、不好斗。
严格说来，“事在人为”加“四有四不”的条件很苛刻，也属于高大全，强人所难。但可以按这个标准找最接近的，或者最极端的——正面典型和反面教材。毕竟如果某位人物可以按这“四有四不”来掂斤两，至少说明其献身环保事业了。至于合乎标准的程度只是立场不同罢了，这总比找些偶尔到环保领域靠客串作秀的“演艺明星”有意义得多。
按此标准梳理一年来的环保大事，立即可以发现一类群体脱颖而出——中国的环保是基本国策、国家意志，因此不能不以官员为主导。我个人认为，2005年至少有六个官员(四位部长，两位市长)按“四有四不”的标准在说、做、炒环保上做出了突出贡献：潘岳、周生贤、毛超峰、孙国强、汪恕诚、马凯。虽说与官相比，民的影响小得多，但2005年民间环保也很热闹，且由于论战不断，百姓眼睛中的环保主角可能更多是他们。不过，为避免2005年民间环保中的污点——某些动机不纯的人借此扬名，笔者只列了两个针锋相对的代表：方舟子pk汪永晨。2005年，他们数次以科学为主题进行论争，而且论争的双方把火力主要放在了“四有四不”上。在这种论争中，学界也通过传媒掺和进来，两个看起来是内行的人做了若干对公众环保影响很大的事。一个是刘建国，因为他在世界最顶级的学术刊物《nature》上发表了对中国环境的整体评价；一个是蒋高明，植物学家也介入最热门的对水电开发中的环境影响进行评论。对他们进行“四有四不”的评价直接关系到环保的基石——科学。
下面就对这十位人物做一个年终工作总结。为了便于大家记住他们的个人特色，笔者还评了若干单项奖。不过，笔者有言在先，对后四位，大家是平民对平民，“小人”之心易于度“小人”之腹。而前六位，笔者则是“小人物看大人物”，权当“真实的戏说”吧。
选了谁？
1、开场主角——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
这是一位少年得志的部级干部，也是2005年环保揭幕剧——“环评风暴”的总导演。
潘岳是美国《商业周刊》评出的2005年度“亚洲之星”。其实不用老外掺和，潘岳在国内也绝对是新闻人物。以他为代表的环保官员让环保总局在2005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印象都有了大跃进：通过环评风暴使环境影响评价由可有可无、若有若无变成了“不是万能的，没有却是万万不能的”；通过圆明园防渗膜事件的公众听证会，使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设想得到了初步落实；通过突出环境约束的影响和倡导发展循环经济，使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成为新的基本国策……
这些举措，使2005年的确称得上环保系统的扩权元年。但2005年环保总局的作为也被人称为环保圈地运动，言下之意，正如超常规的“圈地运动”，结果正确，并不意味着程序就一定正确，更不意味着这就是最优结果。2005年潘岳施政的程序，可以评述如下：为了环保局能有为有位，潘岳采用了与当年毛泽东颇为神似的施政手法——大棒加典型。大棒是环评，不仅掀起了“环评风暴”，还主动出击，使环保局强力介入地方政府的经济项目立项和运行环节，并触动到许多地方政府的核心利益，地方政府不得不在环保上有所作为。据悉，2005年的这种四面出击已经四处树敌：环保总局与水利部在淮河问题上的明争、与国家林业局在自然保护区管理上的暗斗以及与国家统计局在是否引入绿色gdp体系上的关系显然已经影响到大局。[page]
从“圈地运动”起就早有史鉴：超常规的，即便是有利于社会进步，也不得人心。何况环保总局在其中的部门利益太明显了。
环保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必须看到，环保总局的扩权真是有限的。就以圆明园防渗膜事件为例，自2005年3月28日《人民日报》首次披露圆明园防渗工程事件至今，尽管环保总局早公布了整改决定，尽管圆明园管理处声称将严格按照决定认真整改，尽管已有许多媒体报道“整改工程已经启动”，公众对此事依然高度关注，对如何整改依然疑虑重重。截止2005年年底，圆明园的防渗膜并未按照环评报告“整改”。可见，网民所言得之：环保总局副局长，不重实效重影响。尽管潘岳上镜时曾坦言不在乎个人毁誉，但呼风唤雨的他却不得不在乎国家利益：个人偏好、书生意气等等，都得服从工作需要。
总之，潘岳做到了“有知识、有影响、有道德、有理想”，却离“不冲动、不盲从、不胡说、不好斗”有点距离。
与潘岳在千家万户的知名度相比，另一位级别更高的部级干部要低调得多，这是——
2、落幕压轴——原国家林业局局长周生贤
这是一位级别更高的官员，因2005年环保的落幕大事——松花江污染事件接管了环保系统并名声大噪，其实他已在生态领域主政环保大事多年。
一向低调的周生贤局长2005年很忙，不过不是忙于上镜，而是忙着做成果总结和发布。这些成果可一言以蔽之：“真小实”。
真，是有许多最新林业国情和生态建设工程成果发布，包括六大林业工程两总结——退耕还林和天保工程按期进展，防沙治沙取得重大成果，荒漠化第一次出现了逆转趋势，自然保护区已达到2194个；最新生态国情判断——我国生态状况由“点上治理、面上破坏；局部好转、全局恶化”进入了“治理与破坏相持阶段”：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森林面积增加2.4亿亩；全国40%的自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由1990年的367万平方公里下降到356万平方公里；全国沙化土地扩展趋势已得到初步遏制，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现在年均缩减1283平方公里。
小，是林业局做了许多不起眼或者起眼但似乎很琐碎的事。不起眼的——例如生态公益林补偿，起眼但琐碎的——为了配合国民党主席连战今年的大陆“破冰之旅”，国家拟将大熊猫赠台。但要送去一对合格的大熊猫并非易事，直属国家林业局的卧龙保护区包括周局长都做了许多默默无闻的工作；又如林业局开展的林业执法大检查等，都是大事，却都没有到处张扬。
实：周局长当然也有纵横捭阖的时候：宛若当年毛泽东指点江山，提出了我国生态建设正处于“治理与破坏相持阶段”。与潘岳不同，他还提出了与此国情相适应的对策——“相持阶段”要实行“东扩、西治、南用、北休”分类指导。这些话可不是像潘岳那样标新立异，而是有根有据、实话实说——判断我国生态状况处于“治理与破坏相持阶段”的依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在指标，一是外在指标。内在判断指标包括森林、土地荒漠化和沙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湿地、草原、农田生态以及城市生态等8项内容。外在判断指标包括以人均gdp指标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以恩格尔系数为代表的社会发展水平、以公共投入指标为代表的公共事业发展水平、以工业反哺农业为代表的农业发展水平等四项内容。这个结论就是根据这些指标判断的结果。要尽快度过我国生态建设“治理与破坏相持阶段”，必须全力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按照“东扩、西治、南用、北休”的区域发展战略，科学布局和重新调整林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东扩”主要指在东南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大力扩展林业发展的空间；“西治”主要指在我国西部那些生态脆弱、治理难度大、任务艰巨的地区，加快治理步伐；“南用”主要指在南方光热、降雨条件较好的地区，大力发展人工林提供木材；“北休”主要指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休养生息。[page]
不过，中国的事很难，即便真、小、实，也免不了出事：根据我国国情和生产力布局，必然南用为主，但今年的南用一直在肇事：去年已经曝光的金光集团云南、海南毁林案又掀波澜；由于林业局的支持，金光集团继续“北伐”，以致河南出现了五地市长共争一商(金光集团投资商)的局面。这些事都被绿色和平组织揭露得一丝不挂；国家林业局出面扶持的万里大造林，已被证实为一场骗局，等等。但周局长已经来不及完善了，由于年末的松花江污染事件，擅长“真小实”的周局长岁末履新国家环保总局局长。也许今后环保总局的施政风格能因此得到调整，环保总局的扩张能更加有序，环保总局与林业局的权力交叉能得到厘清……总之，要周局长做的还很多。不知道周局长走后，这种“真小实”能否在林业局延续；周局长到后，这种“真小实”能否在环保局发芽？
前两位都是政府要员，第三位却是默默无闻的地方小吏，但他是一座名声在外的城市的市长——
3、河南省焦作市市长毛超峰
说名声在外，是因为每年国家环保总局的世界环境日活动常规项目——公布十大空气污染城市，上榜的自然“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但焦作入列，的确让人不可思议。因为焦作先有一个深谋远虑的市委书记秦玉海，积极倡导产业结构调整，将焦作的云台山打造为第一批世界地质公园，后来又成功创建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这样的城市，2005年却上了全国十大污染城市的黑榜。
毛市长在第一时间公开向市民道歉，并承诺在本年内摘掉黑帽，市环保局还下发了《关于开展市大气污染整治“飓风行动”的通告》。
市长道歉，不是一条特别的新闻，因为在他之前，道歉的市长、省长们已有若干，但是，人们还是对此投以赞许的目光。一个城市被冠以“十大污染城市”，作为政府的主要领导，感到极大不安，自在情理之中。但是，一座城市污染严重到如此地步，其责任恐怕也不能让市长一人担着，其中肯定有很多原因，如环境基础设施落后、不法企业肆意排放污染物、环保部门监管不力等等，更何况，焦作又是一个以煤炭产业起家的工业城市。
强调这么多客观理由，是否刻意为毛市长开脱呢？非也，倒是想起另一条与此相关的新闻。2005年世界环境日前夕，国家环保总局一位负责人答记者问时说了一段话：“有些基层环保局长在上级督办、政府干预、群众上访三层压力中工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自己充当举报人写匿名信，向上级反映应该由他来管的事。”
与毛市长的道歉相比，这条新闻有点特别：治理污染是环保部门份内之事，环保局长自己不动手抓，却要借上级主管部门之力，岂不是有点匪夷所思？不过，仔细想想，也就见怪不怪了：基层环保局是地方政府的一个部门，其局长由本级政府任命并对本级政府负责，经费开支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假设某市要上马一个重大项目，地方领导也竭力推动，但项目却可能带来环境污染，这种情况下，环保部门如果扮演一个“铁面无私”的角色，其境遇可想而知。
因此，尽管市长道歉、承诺，但现实就是现实。毛市长的环保重誓还没在国家环保总局见效，又遭到了国家环保总局的重典：连坐。连坐是一种荒唐却屡屡有效于乱世的重典。毛市长肯定没想到，他的豪气冲天还没有过年，环保总局的首次连坐就下来了：2005年10月，因为焦作东方金铅有限公司的违规，焦作市将不会获得任何大型项目上马的政策允许。这个企业被认为是焦作“十一五”期间的重要经济增长点，2005年上半年，这个企业的出口创汇已在焦作位居第四；祸不单行，虽然自称“飓风行动力度之大，规模空前”，但媒体又抖出了其宇航化工厂四毒俱全的新闻：有毒气体、地下水源、粉尘、噪声污染让附近的桥南村万余村民受害市政府却敷衍塞责之事。可见市长的道歉跟市级的整治还是有相当距离的，与整治达到预期成果就更远了。[page]
如果2006年毛市长仍然成为我的环保贺岁文的主角，不用说，那肯定是因为他言行一致了：国内有这么多市长、省长因为环保问题道歉，但一年就能见效的寥寥无几——山西临汾已经在十大空气污染城市榜上“三连冠”了，市长誓言已快成“狼来了”。
当市长言行不一，恐怕在目前的体制下是一个通病，比如另一位市长——
4、贵阳市长孙国强
准确说，这是一位前市长。
尽管循环经济在现代产业结构下表现形式复杂，但目前的政策口径将其归为大、中、小三个层次：大指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整个社会、经济系统按循环经济的要求组织起来运行；中指工业园区范围内的企业之间达成循环经济要求的物流状态；小指某一企业的生产基本符合3r原则。孙市长倡导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就应该是“大循环”模式：贵阳市是国家环保总局命名的全国惟一的循环经济试点城市。市政府已于2004年颁布了《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我国第一部关于循环经济的地方法规。另外，贵阳分别请清华大学和中国环境科学院完成了以煤化工、磷化工为主题的乃至全市的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进行了诸多据说是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指导的项目。然而，到贵阳参观的诸多官员却少有到鲁北化工、贵港糖业参观那样的感悟，反而常有感慨：什么循环经济，什么都见不着！的确，在贵阳，除了市长的说法、纸上的规划和挂起的牌子，没有任何迹象能表明循环经济给贵阳带来了变化。甚至还传出这样的笑话：酸雨城贵阳号称因为推进了循环经济，已连续四年没有酸雨。而贵阳的有关规划是到2003年才通过专家评审的——规划都没有做完，效益都已经出来了！
说到贵阳的尴尬，就不得不提到在大层次上推行循环经济的条件——如果没有足够高的工业化、市场化程度和足够全的产业配套，横跨多个产业系统、需要一定物流量保证的城市级别的大循环经济体系是不可能建立的。在北京、上海或者以产业配套齐全、工业园区建设完善的苏州，推行区域层次的循环经济恐怕都是中长期规划才敢考虑的，何况贵阳！
孙市长从2001年起，就致力于在贵阳搞“大循环”。对于落后城市的市长而言，堪称愿望好、理念新、责任重。但客观规律难以违背，在全市范围内推进循环经济需要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较大的物流量和较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大循环”只能是水到渠成的事。贵阳目前的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设想，有点像当年(1958)毛泽东的1070万吨钢目标。现在我国限产、压产钢产量也近3亿吨/年，而当年那么点钢即便砸锅卖铁加上“放卫星”也炼不出来。何况，孙市长抓循环经济的切入点也有问题，专门成立的循环经济办公室设在环保局，而推动循环经济的本质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根本不是环保局能干得了的。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主要是靠发改委来推动的。不过，孙市长的循环经济梦可能有了转机——2005年，孙国强履新贵州省发改委主任。如果2006年孙市长能在循环经济上有所作为，恐怕还得归功于新岗位之惠吧。
两位部长加两位市长，中国的环保官场生态大貌已初露端倪。但现在的中国官场，已是知识时代，仅作学贯中西思，其中代表例如——
5、水利部长汪恕诚
学者风范的汪部长接连发表了《大坝与生态》、《c模式：自律式发展》两篇文章，没有激情，没有誓言，所以与潘岳的雄文相比“行而不远”。但其中内容，对中国环保事业展示了一种智者之范。例如，在《大坝与生态》中，他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水电发展的历史进程、大坝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关于大坝与生态问题的几点认识四个方面来谈。其中将大坝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总结为八方面：移民问题，对泥沙和河道的影响，对大气的影响，水体变化带来的影响，对鱼类和生物物种的影响，对文物和景观的影响，地质灾害，溃坝。如此客观、全面、理性，是任何一个高举环保大旗到处呐喊的斗士们都难以企及的。针对2005年继续并加重的煤电油运瓶颈，他又以《c模式：自律式发展》进行了深远的思索。在文中，他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特点：第一，人多资源少；第二，资源分布不均；第三，生态系统脆弱；第四，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因此，中国的资源配置，一定要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宏观调控，进行优化配置。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别说到人均8000美元，恐怕到不了人均3000美元，中国的资源和环境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到那时历史可能根本不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达到人均8000美元的时候回头再来搞污染治理。因此，中国只能走自律式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道路(c模式即中国模式)，就是要进行总量控制，要搞一套机制自己约束自己。[page]
汪部长是低调的人，恐怕最符合我们苛刻的“四有四不”标准。文如其人，这两个报告也符合：虽然这两个报告都针对环保热点问题——一个针对怒江水电开发，一个针对建设节约型社会，但这两个报告都没有轰动效果。为什么呢？可能是其都有共同的基调——科学，看了让人冷静、让人思考。的确，要是一个国家在大事上出现2005年超级女声那样莫名其妙的狂热，国何以堪！
说到科学，不得不先提一位口口声声科学的反伪科学斗士和一位口口声声环保、却屡屡被科学打假的环保热心人士——
6、方舟子pk7、汪永晨
2005年，科学打假斗士方舟子难得地介入了环保。
方舟子今年在三个场合全面与环保开战：
一是就人类是否应该敬畏大自然与传统环保人士展开论争；
二是在圆明园环评事件中打假，曝了假科学家的光，给环保ngo扣了极端环保和伪环保的帽子；
三是怒江水电开发中让汪永晨全面出丑，让自然之友总干事在台下陷于批斗之境。
除了第一件务虚，其它都与年度环保大事关联。这三件事，从社会效果来看，以方舟子为代表的有科学背景的专业人士占了上风。这也难怪，知识就是力量。尽管这三次论争中方舟子因为过于刻薄、过于“话语霸权”，但瑕不掩瑜，方舟子的确给一些可以花三小时做演讲，也不肯花三分钟学习的极端环保、激情环保人士好好上了一课。
方舟子的“对立面”——汪永晨历来是民间环保的活跃人物。然而，她是一个热心环保也只有热心的女士。这么多年来，她无怨无悔地坚持环境公益事业，但她的文章和演说也仍然坚持缺乏最起码的环境知识。刚开始，她只是一个爱好者，所以只有热心就可以了。但现在她已是公众人物，说是环境ngo的一面大旗也不为过，仍然坚持无知和幼稚，就有误人子弟的嫌疑了。
目前，方舟子的这种勘误已与官员的倾向不谋而合。例如，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祝兴祥就评价“圆明园听证会”代表理性不足。祝兴祥称，“圆明园听证会”是《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以来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听证会，也是我国环保领域规模最大、程序最正式的一次听证会。因为参与的代表基本上都是从社会上邀请过来的，囊括了正反两方不同意见。因此，这场听证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祝兴祥认为这场听证会有些缺陷。特别是听证会代表发言时感性成分大，理性成分少。虽然争论很激烈，但没有拿出充足的事实和数据，不太符合听证会的宗旨。
不过，换个角度，几乎“句句是真理”的方舟子所作所为也的确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怒江水电开发事件，其实方舟子和汪永晨本来是地地道道的同盟者：他们的最高追求都是国家公益。就这个事件而言，他们是“内战”，由于他们的“内战”，真正需要公众关注的——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典范——电力行业却在“环评风暴”后又从公众的审视中逃脱了。尽管方舟子历来讦之有理，但汪永晨需要的是业务上的培训而非道德上的整治，将她列为靶子，不仅会浪费进攻人民公敌的子弹，而且于公益事业必然不利——试问，有几个环保业内人士肯拿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维护公众利益，多数人——尤其做环评的人，不少干的是谁有钱谁有理的活。比起他们，汪永晨即便千错万错，也不算过。
正因为方舟子不分敌我，无意中成为电力公司的盟友——“凡是敌人反对的，就是我们拥护的”，从公益事业来讲，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按我们前面的“四有四不”标准看来，方舟子也是惟一的四有但四不“不”的人。所以可评为年度环保遗憾人物。
环保ngo被学术打假，其实这并没有什么丑：他们只是公益事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最多相当于业余学者，犯点学术错误在所难免。不过，职业学者犯和屡犯学术错误，就有问题了。2005年，有两位本来绝对是内行的科学家在环保上说了不少外行话，他们是2005年环保人物第八、第九位——[page]
8、生态学家刘建国，9、植物学家蒋高明
刘建国在世界最顶级的学术期刊《nature》上发表了对中国环境的整体评价，蒋高明这个植物学家深度参与到评论水电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中。对他们的参与，可以总结为；外来的外行刘建国和隔行的外行蒋高明。
美籍华裔生态学家、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刘建国在《nature》杂志上发表长文《全球化下的中国环境：中国与世界各地如何相互影响》。其主要观点是：
——中国高速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老旧、低效、污染环境的技术与设备，这些技术被中国的采煤产业、水泥厂、造纸厂、化工厂广为使用。中国工业能量利用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国几乎所有的近海都被污染。
——淡水渔业资源因受到污染和过度捕捞的影响而消耗殆尽。品质退化。
——由于环境破坏造成了经济损失，社会冲突，和对人民健康造成危害。
不必说刘建国的文章第一句话就出错：“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国土面积居世界第四”，也不必说这些内容在中国只是老生常谈，“地球人都知道”，单说刘建国在发表后接受的采访中宣称的中国对策：“要买就要买先进的技术，不能买已经过时的产品。虽然买先进技术比较贵，但是从长远来说，污染小，
能源利用率高，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也是比较有利的”。这种对策比刘建国在文章中的跨行——从生态技术领域到宏观环境领域——还远。懂一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其实技术进步是相对的，而环境容量是不一样的，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是经济产出与环境容量的消费者支付意愿的比值。中国的很多地方还处在温饱阶段，环境消费者支付意愿不可能高，而且先进技术要发挥比较优势必须要求上下游产业、人力资源等配套，这种情况下盲目引进所谓先进技术，很可能又搞成大跃进。就这篇文章来看，生态学家刘建国研究中国宏观环境，颇有点“毛主席抓经济”的味道。刘建国自称因为“对中国的环境及其对社会、经济和人类健康的影响以及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有全面的认识，但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综合性的文章”。然而，由这样中国的门外汉来完成这种文章，确实有点“志大才疏”的嫌疑。将这种文章发到顶级学术期刊上，则更加说明“外来的和尚只会念无用的经”。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蒋高明研究员，参与到怒江水电开发中的环境影响争论中，与刘建国的情况还不太一样——他们的错误是相似的，他们的动机是不同的。刘建国介入中国宏观环境研究领域，动机是显然的——这一领域很热，借此扬名后会拿到更多项目；而蒋高明进入非专业领域，我想还是他的公益心，因为他无利可图。但他们的错误的确也是类似的——蒋高明没有起码的水电技术常识，甚至像汪永晨一样分不清基本的电力计量单位。所以，尽管他以学者身份严谨介入争论，但屡屡让方舟子阵营的若干人士当众揭穿其外行身份。
隔行如隔山，刘建国、蒋高明这样的职业学者在中国被视为大牌科学家，但这样的科学家一旦超过其专业领域，犯的错误可能是低级的。其实，这样的错误，在方舟子阵营里也存在。例如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在四面出击中将2005年的重点转移到研究中国的资源利用水平上。他否认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资源利用水平，认为
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比重要比直接按 汇率法折算要高得多，这个观点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他想到了需要用ppp(购买力平价)来换算中国的gdp，却忽略了在中国与世界gdp的比值计算中，如果分子用ppp折算了，分母也应该折算——世界各国的gdp都需用ppp来折算才对。这是小学数学问题。这两位人物，“四有”基本有了，“四不”却还欠缺。所以，即便是科学家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环境问题，也要看看是真内行还是假内行。不过，这也说明时代进步了，2005年的环境问题很多时候是在科学层面之争，而科学的结论是惟一的，政客们八面玲珑、永远正确的废话是没有用的。[page]
但是，学者再有影响，也必须通过官员这种“变压器”才能影响国家发展。而最能影响国家环保事业的部长，却似乎与环保无关，这就是——
10、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
熟悉政务的人都知道，国务院系统的部委里，发改委(以前的计委)永远排第一。因为这个部门不仅计划经济时代即便现在仍然是国家最重要的综合经济管理部门。而如果从原因上描述中国的环保国情的话，事实上大部分的工农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是不同层次的管理者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造成的。而且，我国的污染源特点是单位能源消耗和单位污染物排出量的产值低，换言之，实现与发达国家同样的生产总值花费的环境代价大。技术的劣势加之经济的劣势决定我国的环保重头在产业发展规划，环保总局意图达到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如果没有发改委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为依托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对环境有决定意义的大事往往更多出自国家发改委而非国家环保总局。今年关于建设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型社会和节能的指导意见以及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重量级中央文件都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拟定，签发者都是马凯。
要深刻认识而非像刘建国一样认识环保，必须看见中国的环保大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为本。即是说中国的环保目前还处在因为“以人为本”所以才要搞环保的阶段。从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六个方面来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仅是六分之一，即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只是社会发展的局部领域。因此，在重化工业高速发展时期，将环境目标超前于其它发展目标是不现实的。务实地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将其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总目标下统筹解决，用中国国力、国情能够接受的方式解决。这种解决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比单纯的污染治理更重要的。只有主管国家产业发展规划的发改委从产业结构角度体现环保，才可能真正解决环保问题。就是说，只有抓经济的马凯考虑环保并在工作中体现了，中国的环保才有真正出头的机会。或者说，潘岳掀起的环评风暴，最后还得靠马凯来落实。
所以，马凯排名靠后，但显然可得环保领域的“最佳新人奖”。
评选颁奖致词
尽管“需要英雄的年代是不幸的年代”，但也只有英雄才可能结束不幸的年代。真希望这十大环保人物中的官员成为末代环保英雄——中国环保将很快进入小康年代，中国将很快成为“环保发达”的“全民环保”国家。在全民环保的年代，挑起影响环境的大梁应该是学者和民间人士，决策中的官意应取决于民意。如果中国能像美国一样，环保风云人物辈出，但没有一人是环保局长、林业局长或水利部长，也许中国环保的春天就到了——各位朋友，年初，为环保许这个愿吧。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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