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是哪年了，那时三个女儿都还小呢，老大也不过十七、八岁而已。有一次，我在珠宝店看到真正的珍珠项链，颗颗珠圆玉润，让人爱不释手，虽然两个小的还太小、暂时戴不着，但做母亲的情盛，想到她们有朝总会用到，且三个孩子应一碗水端平，所以破费不赀地一口气买了三条，回美后分赠三个女儿。当时女儿们都是欢欢喜喜收下了。几年以后，一日无事桌前坐，忽见三女鱼贯而来，更奇的是，手中各捧一条珍珠项链。

　　“妈妈，项链退给你。”

　　“为什么？”

　　“蚌太痛苦。”其中一个说完禅宗语录般的对白，抛下珠子在我掌心，飘然而出。

　　我错愕地看着第二名。

　　“姐姐说，珠是蚌心碎后的泪水。”她也出门而去，将蚌的一串眼泪撒在我的手心。

　　我匪夷所思地看着老大。“是琼瑶吗？你读的琼瑶就这么派上了用场！”我恼怒得想发火——为了逼三名小姑奶奶读中文，这些年我们做父母的百宝出尽，萝卜加大棒地连哄带求，两个小的根本软硬不吃；唯有老大，，中文功底较好，勉勉强强能读懂个琼瑶，当时我还老心颇慰，谁想到后患如斯。

　　“妈妈，琼瑶的心碎不过是玻璃世界的一块虚幻的玻璃碎了，who cares？而每一颗珠子，都是一个生命真实的痛苦磨出来。人类何其虚荣，要将多个生命磨出的多个痛苦挂在脖子上？”

　　我还在张口结舌中没有缓过一口气来，大小姐又发话了：“妈妈上次买的那兔皮手套我不要了。以后动物皮毛的衣物一概请不要买给我们。不会穿的。”

　　我后来不但没有再给女儿们买过带有皮毛装饰的衣服，连自己的那份也省了。

　　事隔不久，三丫头有日回家，一只小拳头虚虚掩着，冒出半只鸟的小脑袋。原来是只不知名的小鸟，病得飞不动了，在一棵仙人掌下奄奄一息。三丫头加入了学校的“野生动物保护小组”，土桑八月的酷暑中，气温可高达华氏117度，人人躲在家中吹着空调乘凉都没口子嚷热，有的台湾来的女学生出门还撑着阳伞防晒，这个小组成员却顶着炎炎烈日在沙漠里跑，专门找寻这样伤残有疾的小动物，带回来救治。

　　“妈妈，它病了，你看它多可怜。”

　　“你打算怎么办？”

　　“带它去看兽医，好吗？”

　　另外两个女儿也说，“妈妈，please。”

　　“丫头们啊，小鸟有健康保险吗？”

　　“没有啊。”

　　“那谁出钱给它看医生啊？”

　　“它是一条小生命嘛！”又气鼓鼓地，“不要叫我们丫头了好不好？”

　　我没好气地说，“它如果现在能开口吟出‘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妈妈就开车送你带这只罕物去兽医院。”

　　“妈妈怎么对鸟都讲种族歧视！那个肺结核女人的酸鹦鹉有什么好！”

　　虽然两个小的面面相觑地不知背景知识，老大却懂得如何反击。半掺着英文的中文，把林妹妹骂成“that tuberculosis woman”。

　　三丫头吵着说要预支年终的红包给小鸟当医药费，我不置可否，她大姐看不过，带着妹妹和她的没名目小鸟开车去兽医院急诊。一针下去，四十美元打了水漂——三丫头那时还是十几岁的高中生，尚无挣钱的能力，医院只收信用卡，而刷完的信用卡账单当然是作老妈的我来付，自不会从她的年终红包里扣。那还是多年前，四十美元的购买力还很可观，我们这靠薪水吃饭的教书匠之家，平素并非这样纵容小孩子乱花钱的。

　　孩子带着小鸟回家来，悉心给它喂水、喂食，用小吸管吸了牛奶一点点蘸到小鸟的唇边，我忽然体会到，即使一只会吟诗的鹦鹉，也未必给女儿带来那样的快乐。在一个晴朗的上午，她亲手将病愈后的小鸟放飞，年轻的面容映着蓝天，那样地满足与快乐。人生多蹇，作为成年人的我知道，世上有许多比这只小鸟更悲惨的人或事，我们菲薄的人力并不足以援手。然而我屈服于女儿那颗体仁爱生的柔软的心。

　　咱家出了三名环保主义者，这是不坏的一件事，但人类的爱总是要有等差的是不是？保护环境爱护动物不能钻牛角尖。我愿意她们被人称为“温和的环保主义者”，而非“环保恐怖主义者”。(摘自美国《世界日报》，作者：嘉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