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雾霾再次“席卷”京城，这是俯拍的北京国贸附近的场景。当日9时实况监测显示，北京城区空气质量再次达到最严重的六级严重污染。新华社发
1月29日早晨，北京东南三环，空气中有煤烟味，又是一个雾霾天。黄丽莎一大早就被送空气净化器的工人吵醒，前一天她花了6000多元买了一台瑞典品牌的机器。按下按钮，听到机器发出轻微的噪音，她感觉心里舒服了点。这天，PM2.5浓度最高时接近每立方米440多微克，手机智能软件标明：空气污染程度为“危险”。
2013年的第一个月，北京的空气质量让人感觉格外糟糕。31天里，只有5天没有出现雾霾，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1月城区2 3个监测点的PM2 .5值，多次达到每立方米500微克的数值。1月12日，西直门北的监测点PM2.5值一度达到993微克。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个数字小于10才是安全数值。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网络资料显示，仅仅在欧洲，PM2.5每年可能导致38万人的死亡。20 12年12月，据北京大学潘小川教授研究团队公布的报告推算，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4城市因PM2 .5污染造成的早死人数或达到8572人。政府对这种污染物的态度，也开始转变。2012年，中国数个城市的环保局开始公布PM2.5数据，今年1月，环保部将对PM2.5的监测扩展到113个城市。
为干净空气付费
黄丽莎终于下了决心，支付相当于去一趟欧洲的机票钱，买了台空气净化器
这些学术报告并未引起黄丽莎太多的关注，她对空气质量的直接感受才最能改变她的想法。1月连续的雾霾，让开车出行的她感觉恶心和头疼，身边很多朋友不是在感冒发烧，就是有咽炎、鼻炎。但她不确定，这种不适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心理有关系。
国家没有公布过往年的数据记录，她无法判断从1998年定居北京以来，空气污染是日益严重还是逐渐改善。定居北京的第二年春天，她遇到过一场沙尘暴，几分钟内，黑色的沙尘暴吞噬了一切，但之后就没遇见过如此规模的沙尘暴。2012年1月，北京市环保局曾公布一份报告，称过去10年北京市PM 2.5浓度呈现下降趋势。由于环保局没有早年的监测数据，只能汇集过去10年间所有关于北京PM 2.5的发表论文，使用其它监测机构的数据做此研究。
可是最近的雾霾，又是她记忆中从没遇见过的，持续时间之长让她都忘了哪天见到过太阳。北京气象台的统计数据显示，1月的北京雾霾，为1954年以来同期最多。北京甚至启动最高级别的空气污染应急方案，停驶30%的公务车和工地运输车、让103家重点排污企业停产、控制为供暖而全力运行的燃煤厂排污。
一个作科技报告的朋友，连续两个月在作相关报道，时常和她聊起这种微小颗粒物的危害性。呼吸科专家钟南山在央视上提到，北京近10年来的肺癌增加60%。她逐渐理解，2008年奥运会时，4个美国运动员戴着口罩走出北京机场的确因为害怕污染。那时，大众对PM2.5的了解基本为零，国内有媒体还将他们的行为视为挑衅。
PM2.5第一次引起公众紧张，还是2011年春天，美国大使馆公布监测记录后。其实更早一点，2011年初，黄丽莎已经看到英国同事一家的紧张。黄丽莎是泰晤士报北京站新闻助理，这名英国同事刚迁来北京，就被日本太太逼着去买空气净化器。坐在车上，太太不让司机打开车外空气循环系统和空调，宁愿在车里闷着。同事害怕在日本长大的孩子对北京的空气污染反应敏感。但当时，她还认为这是外国人对污染过度紧张了。
2011年末，中国还未公布官方数据，微博上曾兴起过一阵全民自测PM2.5的热潮，她也只当热闹旁观了一阵子。但今年1月，长久的雾霾让她焦虑感倍增。办公室位于东二环一个公园一角，平房，和室外就隔着一扇木门。有几天PM 2.5值超过500，英国同事的太太打电话过来，提醒他们在室内也要戴上口罩。遇到PM2.5大于200的天气，这位太太就不准丈夫参加室外足球队的活动。日本大使馆那几天通过媒体提醒，污染严重，外出要戴口罩，请尽量在室内，并使用空气净化器。
1月的最后一个周五，英国同事因为污染指数爆表被太太逼着提前回家。黄丽莎终于下了决心，支付相当于去一趟欧洲的机票钱，买台空气净化器，给自己一点健康保障，哪怕仅仅是心理上的。卖净化器的那店，1月日均销售20多台，因一些国产净化器1小时只能过滤1次室内空气，店里销量最好的是两种进口品牌。黄丽莎买的那台机器每小时能净化5次室内空气，若24小时运转，隔半年要花700元换滤网。
都说最好的东西是免费的，空气、水和笑容，但中国除外。过了一周净化器的生活后，黄丽莎准备再去买一台，她还建议身边的朋友们，有条件的就去为干净空气付点钱。
孩子频频受感染
1月份北京儿童医院日均门诊量为7000名儿童，其中1500名是呼吸系统疾病
英国同事5岁的孩子，好几个周末都不能离开家门，上学的那家国际幼儿园也不准孩子在空气污染严重时到户外玩耍，这些限制并不过分。去年圣诞节，他们一家返回东京的前3天，因为空气太干净竟然身体感觉特别不舒服。同事和黄丽莎开玩笑说这是在“排毒”。
污染对孩子们的影响尤其明显。首都儿科研究所里一名3岁患儿，从去年10月就开始持续低烧和咳嗽，医生认为是“上呼吸道感染”，要持续服用并注射抗生素。孩子的父母也明白抗生素对健康不好，但一连烧了10天，他们还是让步了。这家医院的输液室里，病症相同的孩子并不少。
“空气污染和孩子呼吸系统疾病明显有关。”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童呼吸科专家胡皓夫说，孩子的呼吸器官娇嫩，受到感染很容易引起发炎，污染严重时，尽量不要出门。1月，河北省儿童医院整个月的门诊量约达3000人，其中1200名儿童患呼吸道疾病。北京儿童医院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1月，医院日均门诊量为7000名儿童，其中有1500名是呼吸系统疾病。
但国内关于空气污染对儿童呼吸系统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200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等人研究广州、武汉、兰州和重庆4个城空气污染和儿童肺功能的指标发现，空气中的颗粒污染物是导致儿童“小气道通气功能障碍的重要因素之一”。2011年，殷永文等人追踪上海6所医院2009年的就诊记录后发现，在雾霾发生时，PM 2.5日均浓度每增加34微克每立方米，呼吸科、儿呼吸科日均门诊人数分别增加3.2%和1.9%。
最有说服力的研究来自2010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一份报告：在1993年到2001年之间，研究者逐年追踪南加州地区12个社区1700多名儿童肺功能情况，研究发现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校区，孩子们的肺功能日益受损，即使到18岁，也就是孩子们的肺部发育基本完成时，这种损伤依然存在。
1月12日，在污染最严重的这天，北京市教委要求处于极重污染区域的中小学，在未来3天停止户外活动。在靠近机场的顺义区，两所国际私立学校给室内体育馆装上了空气净化器。王佳馨，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市场部总监说，学校去年夏天给体育馆安装了空气净化器，根据学校的防污染政策，PM 2.5值达到250就得停止学生的户外活动。而朝日新闻中文网报道，北京的日本人学校，在1月的新学期开始后，因为空气污染，有8天禁止学生到室外活动。
几天前，黄丽莎和英国同事开车经过北京东三环，看到国贸、SO H O等高楼被一片黄雾包围，让人有末世感。同事说：“这样的北京很难让人爱她。”据环保部门研究，北京空气中的污染物首先来自汽车尾气，其次受到周边河北、天津等大型燃煤污染企业的影响。很难预测情况会在短期内有所好转。
根据《北京市2012-2020年大气污染治理措施》提出的改善计划，到2015年，北京空气中的PM 2.5达到每立方米60微克左右，到2020年，PM 2.5达到每立方米50微克左右。据北京市环保局估计，到2030年，北京才能够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每立方米35微克的标准。北京市环保局原新闻发言人杜少中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更坦言：2030年北京要能达标，就真的算是奇迹了。
黄丽莎现在几乎每个小时都要看下手机软件，了解空气污染指数，如果指数超过30，她就打开净化器。在电脑上看美剧，她总会特别留意看下剧中人物的窗外：有草坪有蓝天。她往自家的窗外望去，几十米开外的高楼，都隐隐绰绰，再远一些，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被一片暗黄色烟雾包裹着，好似一片荒原。
PM2.5
PM2.5原指空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由固体和水汽组成。这个尺寸的颗粒物能被吸入人类肺部深处的支气管和肺泡，若颗粒上附有病毒、有毒气体、重金属等毒物，易引发肺部和心脏疾病，甚至危害神经系统。自从美国驻华大使馆从2011年开始发布这项数据后，这个专业词汇逐渐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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