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涌现的环境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大量社会冲突，正严峻考验着中国现行的环境治理之道。毫不令人意外的是，颁布于23年前的《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更是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基于此，在2011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已经将《环保法》的修订列入立法计划，并在当年11月，将环保法修订终稿递交全国人大常委会送审。日前，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汪光焘，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作关于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时，披露了该草案的相关内容。
据悉，本次修订的重点在于，将专章强化政府的责任和监督；环保目标完成情况将作为政府考核内容，结果向社会公开。1989年版的《环保法》基于当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时代背景，环境保护问题并未获得太多的重视。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时，各级政府部门自然地选择了倾向于前者，而对后者冷漠相待。因此，强化政府的角色，使得政府从原先环境破坏的推动者，转为环境保护的监督者和实施者，是有其重要历史意义的。
不过，1989年版《环保法》带来的教训还远非这一点，它所附带的沉疴重症，更包括基本制度的缺位和法律本身的不可操作性等等。就前者而言，现行法律缺乏市场治理的内容，以及公众环境权的基本概念。面对大型项目的污染，监管者的应对之策多为限期整改、行政罚款等，没有给予受害的公众进行私人诉讼的权利，从而无法真正制造对污染企业的震慑效应。而就后者而言，大量法条一旦提及责任承担，或者侧重“轻罚”、“轻刑”，或者只有原则规定，缺乏具体的操作标准。
回到此次修订过程，其艰辛程度自不必说。今年2月，在环保部提出了《环保法》的修改“建议初稿”后，各个部门和省份都对这份在全国人大“送审”的初稿进行了激烈的博弈，多处针对政府责任的硬约束条款或被删除，或被弱化。这一情形也告诉我们，未来几年将要推出的修订版《环保法》，要想承担泱泱大国改善环境的重托，恐怕并不让人乐观。
一般来说，环境保护问题一共有三个彼此互动的主体，即政府、企业和第三方(媒体、N G O和公众)。政府既是监督方也是被监督方，企业需要接受政府和第三方的监督，而第三方只负责监督政府和企业。目前的情况是，由于指导方针的扭曲，背负经济增长压力的政府常常对污染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作为第三方的民众又缺乏畅通、宽敞的环境实施监督。此次修订尽管是朝着强调政府责任的方向进行，包括将环保目标纳入到官员政绩考核之列，这的确是一大进步，但如果最终无法拓宽公民环境维权的空间，确立环境公民权的地位，那么监管的力量也意味着被大大削弱了。
《环保法》的修订，要摆脱1989年版的种种弊端，其要义在于强化政府监管的能力、动力，同时释放给第三方的监督更多法律空间。如果仅仅强调政府的职责，甚至在公众缺位情况下进行博弈，一些真正硬性的约束条款被尽数删除，只剩下若干原则性规定，那么我们不仅对保障公民的环境权难以奢望，对于政府监督的效力也将不得不产生重重疑虑。
与20多年前不同，今天的中国早已在环境危机的沼泽之中，公民的环保意识和行动能力也羽翼渐丰。面对日渐占据生活主轴的环境问题，试图撇开公众，由政府一力承担监督之责，注定是不现实的。我们期待新修订的《环保法》，能够在制度和理念上引领环保行为，毕竟，要破解环保问题的死结，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彼此促进，终究是一条不可逾越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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