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蕊 发自北京
北京空气质量的监测数据引起网友广泛关注。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杜少中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坦承，此次舆论的关注说明公众对空气质量还不够满意，这也将促使北京市环保局进一步改进工作。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美国驻华大使馆空气质量监测站的“有毒害”这一结果？其根据衡量PM2.5对于北京空气质量的监测是否科学？目前北京环保局采取什么方式对空气质量进行监测？监测的结果又是如何？
杜少中：现在这个问题变成这样了，以前不管是接受采访，还是我的微博，我都尽量避免说大使馆，如果实在绕不开了，我就会说“那个大使馆”，因为去和人家比数据，没有多大意思，另外也是不自信。我们也关注了这个数据，我们也在想，为什么这个数据和我们监测的数据差距这么大，如果用一个点不代表北京来否定这个数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误区。但是从专家的角度看，首先就认为PM10和PM2.5是包含的关系。PM10就是粒径在10微米以下的颗粒物，里面包括PM2.5，这二者之间有较好的相关性。有了PM10的总量，PM2.5就在其中了，但是这个数据不能比PM10大，大了就是不合理的。
时代周报：环保局为何不用PM2.5来监测空气质量，是担心用了会在数据上让北京的空气质量差一大截，还是因为资金等其他方面的原因？
杜少中：1998年采暖季134天，二氧化硫超标天数106天，到2010年的采暖季，只有6天超标。这意味着PM10和PM2.5都在下降，才有了今天可能研究PM2.5的问题，如果我们还在1998年以前的那个状态，那根本谈不上研究PM2.5。
美国1997年就提出要监测PM2.5，直到2007年才开始监测，十年的时间，包括硬件准备、软件准备以及各方面的准备，但就是这样，美国2000多个监测站中，还有七八百个监测站也是在监测PM10。当然这个准备既需要经济上的准备，也需要其他方面的准备，而且即使是监测了PM2.5，PM10也需要监测，所以我们的主要精力，不是发布不发布PM2.5，而是抓紧时间减排。PM2.5公布确实需要一个过程，这也是污染防治的需要。目前从全国来看，主要矛盾还是PM10，治理PM10能带动PM2.5，美国其实也是如此，先监测PM10，再监测PM2.5。
时代周报：虽然环保局坚称，北京环保局对于空气污染指数的监测数据真实，但目前有网友质疑环保局对于空气污染数据采集点有一点质疑，那么这个数据的采集点是如何确定的呢？是固定的还是会经常变化？
杜少中：我们都是严格按照国家要求设立监测站，监测站是固定的，不会随便更改。
时代周报：我看美国大使馆在回应此次数据监测之争的时候提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在美国如果有人抱怨空气质量不好，那么环保部门的专业人士就会带着专业的设备去这个人提到的空气不好的地方，进行专业的监测，为什么环保局不去美国大使馆的监测数据处进行一下专业的监测呢？
杜少中：在涉及到这个问题上，我们说得很谨慎。美国环保局的前官员的权威说法，是没有看到数据，不好评价。这和我们说的一样，我们也没有看到设备，我们所有说的都是推断。美国也一样，也不是随便拿个设备就能去监测，这个说法是美国大使馆的说法，也不是美国环保局的说法。我们要监测我们有固定的设备，固定设备比移动设备要准确。我们相信这些数据，北京的数据，国家环保部和相关的科研单位，和参加奥运空气质量保障的国外专家都一致认为北京的数据是可靠准确的。至于能不能拿一个便携的设备到他说的地方去监测，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这样检测出来的数据肯定是不准确的。
时代周报：目前北京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呢？
杜少中：北京大气环境质量的主要问题是颗粒物仍然超过国家标准20%，突出反应是20%左右的天是污染天。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煤、车、扬尘。
时代周报：相比2008年，北京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是哪一方面呢？10月底连续的大雾天气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杜少中：雾本来不是污染，加进了污染物以后，雾就变得很糟糕了。由于有污染物，天空中水分增加又形成了雾，这就让污染迅速积累，延长了雾的时间，增加雾的浓度，给人带来不舒服的感觉。本来有雾就不舒服，加入污染物后，就会更不舒服。实际上轻微污染和轻度、中度、重度污染只是对空气质量状态的描述，并不是一个标准。
时代周报：虽然环保部门一再强调北京空气质量自奥运会后在持续改善，但显然公众并不这么看待，有网友就指出，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空气质量不好而得了鼻炎、上呼吸道感染等疾病，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杜少中：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点也不回避。环保部门说治理污染，第一个目标就是保护人民健康，我们一直说北京的空气质量不好，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主要的问题就是有人受到影响，所以必须要减，每次遇到空气污染比较突出的时候，肯定是呼吸道病人增多的时候。这和污染是有关系的。但是很多人说空气越来越糟，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空气不好对人的身体健康会有影响，所以今后环保局会加大提醒力度，在空气不好的时候会特别提醒呼吸道敏感的市民注意防护。
时代周报：如今市民有这么多质疑，环保局是否觉得压力很大？下一步有什么计划来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
杜少中：压力大不在质疑，压力大是在于20%的颗粒物没有减下来，这个压力大，有人骂我，我压力一点也不大，如果是哪个地方做得不到位，那该骂，甭管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如果骂得不对，我就当给我提个醒。我的态度就是，当我从微博里退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进入梦乡。对于下一步的计划，四个方面两百多项措施还是继续采取，眼前的措施就是在燃煤上，要煤改电。其次就是老旧机动车淘汰，然后是工地，我们马上要开始新一轮的，对工地扬尘、道路扬尘和工业企业违法排污进行各部门一起的综合整治。
后奥运时代的北京空气
本报记者 张蕊 发自北京
10月30日，星期天，北京，大雾。
那天早上8点，妞子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看着能见度很低的窗户外面，皱着眉头给朋友打了电话，推掉了当天的饭局。这一天，是妞子的生日，本来和朋友约好了逛街购物吃饭，可全因为这“该死”的大雾天气不得不取消了。
“你说我怎么去，我在楼上，连对面的楼都看不清，这样走在路上多危险？”至今，妞子对此还耿耿于怀，“我下楼买了个早餐，就赶紧回家了。我就想我今天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吧。”妞子说，当时真觉得那大雾是有问题的，“也可能是我太敏感了，我在外面的时候，就觉得呼吸困难，眼睛也很难受。”除此之外，当天妞子没有再出门，窝在家里看了一天的电影。
10月31日，星期一，北京，大雾。
这一天，戴着口罩出门的妞子感冒了。“我戴着口罩，不停地咳嗽，就觉得嗓子痒得难受。”妞子用的不是iPhone，也很少上微博，所以她没有看到美国大使馆关于北京空气污染的监测结果。
直到到了单位，当同事喊着“今天不应该来上班”的时候，妞子才知道，当天，地产商潘石屹在微博上转发了一条美国大使馆对北京空气污染的监测报告，“有毒害”三个字刺痛了每个人的心。那一天，美国大使馆监测到的北京空气质量指数为307，PM2.5细颗粒物浓度为257，远远超过了北京市环保局PM2.5细颗粒物浓度为132的数据。
11月1日，星期二，北京，大雾。至此，北京已经连续三天发布大雾天气黄色预警了，尽管如此，环保局的监测数据依然“轻度污染”。这样的监测结果让很多人不满，毕竟大家都希望对于自己生活城市的空气质量能有更多的知情权，于是一场关于中美PM2.5的争论就此展开了。
好坏之争
妞子的咳嗽一个星期都没有好，不得已她只得请假去医院准备输液，到了医院她才发现，最近医院很多像她这样呼吸道感染的病人，以老人和孩子居多，虽然大夫对于病的起因给出的原因并不是特别清晰，但或多或少都透露了一个信息—都和空气污染或多或少有关系。
“现在想想，从2009年开始，每年冬天我都会感冒咳嗽，而且很长时间不好。一直以为是习惯性的感冒，原来都是空气污染惹的祸。”妞子有些无奈，她才知道自己生活的城市，空气质量已经越来越差了。
北京市环保局却不认同空气质量变差的结论，11月6日，北京市环保局发布了奥运会后北京空气质量调查通报，在这份通报中，明确说明了自奥运会后，北京的空气质量在持续改善，现在的污染程度也仅是“轻度污染”。
这一结论与美国大使馆“有毒害”的结论相差甚远，显然简单的“轻度污染”并不能令人信服。但北京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对此的解释是，10月份属于秋冬转化季节，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北京极易发生大雾天气，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静风、静稳等不利气象条件，致使大气污染物不易扩散、容易积累，所以空气质量才会变差。
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更是在微博上和地产商潘石屹展开了一场有关北京空气质量的大辩论，很多的网友纷纷加入了讨论，要求北京市环保局公布关于空气质量的真实数据。
关于这场大辩论，中国社科院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环境专家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可以看出，此次大家关注的焦点在于我们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空气中，我们走在路上会受到什么样的刺激和危害，大家认为这个我们是有权利知情的。”
上述专家坦承，北京的污染现在确实比较严重，所谓天气预报中的良好、污染程度很轻等并不是真实的数据，分析也不是很全面，“问题肯定是存在的”。
“你想北京有500多万辆机动车，还有这么多的人口，每天汽车的尾气和生活垃圾等造成的污染就很严重了，加上北京自奥运以后，对于砍树的管理并不严格，固碳的作用越来越低，这些都是造成空气质量不好的主要原因。”前述专家分析称。
尽管公众一再质疑，但北京市环保局坚称：“奥运会后，北京市空气质量保持稳定，颗粒物污染虽重，但未出现恶化的现象。”北京市环保局表示，10月北京市空气质量污染原因主要是受气象扩散条件变差所致。市环保局的监测数据真实可靠。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副主任刘伟声则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奥运过后，北京的空气质量确实在好转。“从几大块数据来看，北京的空气质量确实在好转，大雾是气象条件导致的，很多污染扩散不出去，你不能说今年气象条件不好，就说北京污染严重，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
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盘雨宏则认为，结果不同并不代表对错，只是双方量化的指标以及采用的标准有所差异，而通过这些差异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些问题，例如环境监测的标准是否需要及时更新，相应的评价体系是否应该与时俱进，“从这些内容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国内环境领域的发展还有较大的市场空间”。
冒烟的工厂
实际上，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人确实觉得北京的空气质量自奥运会以后就差了很多，一直住在通州的石卡对此感受特别明显，“通州有一个化工厂，每天晚上都会有刺鼻的气味飘过来，特别是夏天，我们都不敢开窗户睡觉。”石卡说，很多人闻了那个味道，都觉得头晕恶心，“有时候味道大的时候，我第二天起床后就觉得头昏沉沉。”
石卡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奥运会前后还好，工厂好像在停工，所以那段时间大家过得比较开心，想开窗户就开窗户，也没有什么顾虑。”不过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奥运后没多长时间，化工厂又复工了，石卡等人的生活又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让他们特别苦恼的是，似乎是要把之前停工的损失补回来，从化工厂那边飘过来的味道比之前更重了，“你现在去运河那边看，还能看到一个冒着黑烟的大烟囱”。更有网友调侃道，“以前是一座塔影认通州，现在是一个烟囱镇通州”。
当然有此感觉的并不止是石卡及其邻居，同样居住在通州的网友露露更是写道：“每天晚上回到通州，一下公交车，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那心情糟糕透顶了。已经很多年了，被这种臭味折磨得非常痛苦，也有过半夜被刺鼻气味熏醒的经历，除了投诉、骂娘，作为小百姓，改变不了什么……真想逃离这个地方。”
“奥运过后，不让开工的工厂重新开工确实是加重北京空气污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前述专家指出，实际上北京近年来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车辆多、人口多、工业布局不恰当。
他说，之所以说数据不全面准确，主要是环保局对于检测空气质量的取舍点的分布似乎有点问题，他举例说：“如果这个观测点放在天坛、延庆，那测出的数据肯定要好一些，但是如果放在朝阳等车多人多的地方，那这个数据恐怕就很糟糕。”他说，这是关系到在这个城市中生活的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的重要问题，所以请治理部门和管理部门对现在的状况加大管理和监督力度。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在北京，世博会后上海也同样面临着空气污染的严峻现实，最近一年多，小林一直带着2岁多的儿子贝贝往返于上海、医院、老家三个地方，这不仅让她身体疲惫，更是已经心力交瘁。贝贝今年2岁多，就患上了过敏性鼻炎，在上海久治不愈，回到老家就好，回来再犯，来来回回，反反复复。
“世博会的时候很多工厂停工了，上海那会儿空气很好，可是世博会结束后，上海周边工厂又重新开始开工，我记得那段时间连续一个星期阴霾，贝贝就是那个时候得了鼻炎，我带他去看医生，医生就说是空气污染诱发过敏性鼻炎。”说这些话的时候，小林的语气透露着无奈，“现在孩子只要闻到刺激性的气味就犯鼻炎，每一个医生都告诉我，空气不好是导致孩子鼻炎的主要原因。”“大都市中工业布局不合理，是致使都市空气越来越差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前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如是说。
政府何为
实际上，不仅是空气质量，如今各大都市的生活环境也越来越差，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10月20日，中国政府网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称，要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对生产符合下一阶段标准车用燃油的企业，在消费税政策上予以优惠。对“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研究调整进出口关税政策。
对此，盘雨宏分析，环境税的推出对环保产业的发展带来的实质性影响远远高于目前市场的表面估量，从市场整体的发展情况观察，环境税是环保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利用得当将会为环保产业的发展带来飞跃性的发展，相反，若无法发挥其效应，环保产业的发展将深受其累，“环境税对行业的发展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此外，有消息传出，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或将在近期召开，届时会发布环保方面的《十二五规划》，对环保行业的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环保产业的发展需要政策的大力支持，无论是框架性的引导还是细分市场的行业政策，都对环保产业的发展起着引导性作用，相较于其他产业而言，环保产业的政策效应更为明显，一方面，能够吸引投资者大规模进入环保行业进行投资，另一方面，能够促进行业本身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行业的发展以及升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盘雨宏说。
盘雨宏分析，目前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培育产业发展的土壤环境，首先，受经济发展的钳制，难以大规模地开展环保工作；其次，环境产业的发展并未深入到产业结构中，难以实现深层次的结构方式的转变，更加难以实现通过环保产业的发展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升级；再次，环保产业的涉及范围较广，目前尚缺乏非常细致的规范以及涉及其他行业的标准，整体而言，缺乏配套措施。“要解决当前的困局，要双管齐下，一是加强政策、法规等外部环境的培育，二是加强内部市场的推动以及升级。”
对此，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认为，公众之所以不敢相信环保部门，主要是因为环保部门有几个关键的步骤没有做到。“第一个是监测，北京还好，对PM2.5有监测，有些城市连监测都没有。第二个是发布，你只监测了，却不公布。第三个是解释和警示，你老是说轻微污染、轻度污染，其实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轻微、轻度污染已经是非常严重了，但在我们这却用了这么一个说法。我想正是这一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使公众的情绪变得激烈。”
盛会之后的都市
实习记者 刘利荷 整理
世博·上海
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口号的世博会结束一个月后，上海的空气质量跌到多年来最差的程度，有人警告糟糕的空气质量可能让投资者退避三舍。
为了确保投资数百亿的为期六个月的世博会顺利进行，全市工厂暂停，楼盘停建，而且也限制车辆出行，以保持洁净的空气，把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展现在世界人们面前。
但是自从2010年10月31日的世博会结束后，整个城市已经被棕色灰霾笼罩，污染程度是几个星期前的三倍以上。《中国日报》提到，上海2010年11月的空气污染是五年来最严重的。
有专家表示，冬季的燃煤增加，加上冬天的天气变化，都增加了污染，然而罪魁祸首是世博后工厂恢复生产以及车辆排放量的增加。
“采取临时的措施以应付短时间内的特定活动，政府采取这样的极端手段是不可能实现持续的。”清洁技术公司IQAir的中国首席执行官MikeMurphy说。“我不相信在短期内，上海的空气污染能得到显著的(可测量得到的)改善。即便所有的老工厂关闭或者搬迁，但是依旧有很多车辆在路上行驶。”
在遭受到种种质疑后，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副总工、大气室主任伏晴艳表示上海不存在世博后空气质量“反弹”。她解释道，上海11月份的空气污染情况主要原因是气象因素，冷空气由内陆不断带来降温和污染的空气，这是典型的季节性特点。在监测中，确实没有发现本地污染物排放有显著波动。但并不排除在静稳天气的作用下，本地污染的积聚、工地复工等可能也会加重空气污染。
亚运·广州
亚运会时期的广州让人心生向往，令人惊叹的开幕式，精彩的赛事，广州市民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周围的环境、空气也尽情地配合。广州变美了！转眼到了后亚运时代，不少市民却反映：空气差了，整个天空灰蒙蒙的一片，能见度很差。
2011年10月23日，住在番禺广州碧桂园的一名细心的市民发现小区的气象情况实时显示屏上，一直显示为“良”的空气质量变为“中”了，但感觉并不明显。到了24日，则明显感到空气质量变坏。
同日，萝岗观象台录得早晨最低能见度为3公里。据了解，这次灰霾是广州亚运会结束之后出现的首次灰霾天气。
随即，记者从广州市环保局网站上查阅“广州市空气质量日报”中的空气污染指数时却发现，广州10个国控点的空气污染指数有8个为“良”，只有86中学和花都师范监测点显示为“轻度污染”。
广州市环保局一名技术人员解释，这个污染指数其实只包含了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三项指标，这三项指标评价显示广州昨天的空气整体质量确实是“良”。
空气净化机风波
本报记者 龙婧 发自上海
北京连续被铅蓝色的光化学烟雾笼罩，美使馆和中国官方空气检测数据差异悬殊，让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空气质量上。
这个背景下，远大集团一篇宣传自家空气净化机的文章火了。这篇材料在宣传其空气净化器时特意强调，许多高级官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都配备了他们的设备。
引起公众强烈反应的文章叫《远大空气净化机成功案例之中南海篇》—这曾经是一份在网络上随处可见的广告，但现在基本踪迹难觅。
“特供空气”
该篇原在远大官方博客和其分公司网站上的文章用煽情的笔法描述了红墙掩映下的中南海里都摆上了远大净化机。
“中南海是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办公地点，任何物品要绝对安全：无毒、无异味、无噪音等，检测要求甚是严格。但对于已经取得多项国家和国际标准认证的远大净化机来说，结果当然可以预见。”
作者不无自豪地写道：“越来越多的国家机关、政府机构主动联系购买，《新闻联播》等报道中也经常能看到远大净化机的身影……当远大净化机伴随领导出访各国，每个远大人心中感受到了无比的自豪和鼓舞。”
在末尾，报道中还列出了净化机进中南海的三个重大意义：“1。远大净化机为国家领导人创造了健康清新的办公环境，是百姓之福。2。远大净化机在中南海的使用，成为国家领导人指定用净化机是对产品的极大肯定与推广。3。远大净化机在中央政府部门的使用是对呼吸健康、环保的新生活理念的极大支持与推广。”
为了证明已经入驻中南海的真实性，他们还特意将新闻联播中官员在中南海开会的画面截取下来，将露出的空气净化机画上小红圈。
这篇文章的出现，引起了已经在阴霾空气中挣扎数天的百姓暴风式的批评。结合种种“特供”的现象，“特供空气”这个名词诞生了。
名人效应
对于网络上的非议，除了删除这个宣传材料，远大集团并没有作出正面回应。
但员工私下却觉得有些冤枉。“这个材料并不是最近才写的，出来一两年了。”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远大人抱怨道，只是因为大家关注了空气质量，广告内容又被翻出来，才造成大家这个感觉。
这名远大工作人员辩解，他们的产品除了中南海使用，很多办公楼和家庭也都采用，而且他们的净化机的确做得不错，在国内拿过好多奖。至于使用“中南海”做广告，他表示，这不是他们一家公司的做法。但这是目前不被允许的。
但他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广告中“对于远大净化机北京分公司的郭斌总经理来说，中南海透露出来的除了无尽的神秘感，还有强大的吸引力。怀着对远大净化机极大的热爱与自信，郭总毅然携远大净化机走进红墙内”所透露出来的一个信息，就是他们北京分公司总经理能走进红墙内进行推销。
远大的宣传材料中并不仅仅只有“中南海”一个案例，它的官方网站上，还有不少高官和名人的照片。这些照片，被分为了“领导关怀远大”和“外国领导关怀远大”。
龙永图是出现次数最多的人。比如在一个远大空气健康论坛的视频中，长达63分钟的视频内，龙永图、任志强、潘石屹还有宝马会总裁王子文，面前都摆着一个远大空气净化机，侃侃而谈。
谈话内容很多，龙永图提道，“远大送空气净化器给比尔·盖茨，打破了比尔·盖茨一向不收礼的特点。”“我的车里也有空气净化器……”“我出差都会随身携带(空气净化机)，先在宾馆里放一个小时，再回来。”
根据远大网站自己提供的信息，中南海目前在办公厅等场所采用的是远大生产的TA2000空气净化机，采用无需频繁更换耗材的静电除尘技术，杀菌率高达99。9%，每小时净化空气2000立方米，单台有效面积200平方米。这种机器的报价是1万余元每台。
“空气净化机有用，但没有广告中说的那么夸张。”空气净化机代理商张艾说，“空气净化机的原理简单来说，就是吸入空气，在机器内进行循环杀菌后再释放出来。”比如有的空气净化机号称能在一两个小时内过滤室内家具散发的甲醛这种有害气体。实际情况是，甲醛这种东西是持续散发的，空气净化机不可能处理干净。
行业标准缺失
据了解，作为“特供空气”的提供者，远大公司生产的空气净化机已经是一种为公司创造数十亿产值的产品。除了政府高级干部的办公室和会议室，其产品也进入无数普通的写字楼、宾馆和住宅。
有业内人士认为，整个空气净化行业，并不是远大一家独揽的生意。目前，空气净化在中国已是一个数百亿产值的市场，包括飞利浦、松下等跨国公司和众多中国公司都是这一市场的有力竞争者。由于中国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现状，这些公司都把这一产品作为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不久的将来，在一些空气污染严重的中国城市，空气净化器会像空调一样进入到普通市民家庭，而不再会故意或无意地被描述成一种为极少数人提供‘特供空气’的‘神奇’机器。”央视的一位评论员在节目中这样展望说。但作为空气净化机代理商的张艾表示，就空气净化机的评价体系来说，这个行业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
张艾说：“所谓的经过处理后符合国家标准，是2001年颁布的《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划室内空气质量验收标准—GB505325》，但这个其实是针对室内空气的。”
张艾认为，对于空气净化机的效果如何，也很难进行评价。一是由于室内装修所产生的有害物质，如甲醛等，是在不断向外释放的，因此无法精确测量；第二则是使用空气净化机的效果大小，会跟使用时间长短以及室内的通风情况等多种因素有关。
张艾的说法得到了上海环保院钱华教授的认同，钱华这些年一直在开发一套针对净化产品的评价系统，而激发他开发这套评价系统的原因正是，国内对净化产品、净化器的评价体系存在一些不规范。另外标准也不是很到位。
“在空气净化器行业中，除菌、除尘、纳米银抗菌网、有效抑菌防螨虫是最常见说法。”张艾说，还有的厂家宣称，净化器产品具有滤去尘埃、消除异味及有害气体等功能，并且只会产生诸如二氧化碳、臭氧、水等对健康无害的副产品。但实际上，臭氧过多，会伤害人的肺部，导致呼吸短促、咽喉发炎、哮喘病发作等。
11月1日，上海市质监局公布了本市生产和销售的空气净化器产品抽查情况。远大空调有限公司生产的TB400型号远大空气净化机，以及上海尚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SJ-1090B型号空气净化器，存在“臭氧浓度百分比”不合格，属于严重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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