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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3日星期六晴到多云
8点20分，记者在淞虹路地铁站等来了胡凯森的“环保巴士”——其实是一辆卡车。拉开门，坐上副驾驶座，没有空调。
上午，我们要去附近的6个社区回收垃圾。胡凯森的“福田环保教育站”是“恩派”正在孵化的6个新公益机构之一。记者客串孵化器工作人员，跟踪了解这个公益项目。
第一站是虹梅路上的华光花园。小区住户刘丽群已经等候在回收点，她身边的八九个箱子里分别装着报纸、利乐包装盒、饮料瓶、酒瓶、衣服等。
刘丽群是“福田环保”的老朋友，她知道胡凯森会把旧衣服送到灾区，把二手用品低价卖给或送给农民工们，把其他废弃物卖到各个工厂做再生产的原料。
9点以前，陆陆续续又来了七八个居民。有人把摔成两片的碗装进小塑料袋送来，有人端出两台旧电脑，还有个居民拎来一袋废电池，问胡凯森能不能回收。
胡凯森接过废电池，对围在身边的居民说：“你们注意看，上面写着‘无汞’的，表示没有重金属、无污染，可以直接扔掉；标注‘汞含量’的，要交给我，所有可充电电池也都给我。”
把垃圾交给“福田”，不但一分钱没有，还要按照要求做好分类。
“一次性餐盒，每个我都用淘米水洗过，风干后存起来送给‘福田’；旧衣服要洗过、晒干、叠好，再送来。”认识台湾人胡凯森后，刘丽群慢慢养成了环保习惯，“在废弃物利用的全过程中，我们做的是最容易的事，举手之劳而已。”
行程过半，一路跑上跑下的胡凯森汗衫湿透。他说：“台湾人已经养成垃圾分类习惯。内地人嫌麻烦，更乐意把能卖钱的卖了，不能卖钱的扔了。所以，我的‘客户’大多是香港人、台湾人和外籍人士。”“福田环保”创办近4年，他每周花6天到上海各个社区回收，至今只积累了2000多个“客户”。
“福田环保”的运作是这样的：以变卖废弃物获得的收入，资助地震灾民、贫困地区学生，开设社区环保讲座，支付旗下1个垃圾分类厂的房租、2个员工的工资以及1辆卡车的保养费。
胡凯森投入的30万元资金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好在这几年机构逐步实现了收支平衡。艰辛的说服过程，让他坚信垃圾分类教育是个“劳动密集型”的活计，也就是说，必须有人不断进社区，一遍遍提醒、督促居民参与。
“有的居民一开始很热情，坚持十天半个月就不行了，觉得太耗费精力，但也有不少人坚持下来了。”胡凯森说，“不要急，台湾推广垃圾分类用了10年。”
胡凯森曾在台湾的一个基金会工作多年，公益经验丰富。但在今年，他也向“恩派”申请进入公益孵化器。
胡凯森说：“我在内地要面对不少全新的问题，有的很抽象，比如政策环境、法律环境怎么样，公益机构怎么和民众、政府互动；有的很具体，废品回收经营有没有资质门槛？做公益的能不能申请市区通行证，让大卡车进内环回收垃圾？怎么和社区居委或物业合作，寻找更多回收户和志愿者？最重要的是，怎样才能注册成为合法社团？”
这些问号对应着“恩派”孵化菜单上多个选项：公共关系管理、非营利组织法律知识培训、志愿者管理、注册辅导。
“恩派”孵化器的王烨告诉记者，“福田环保”是“半成熟”公益机构的代表，它早已解决了组织架构、发展战略、自我生存等基本问题，“我们要做的是把它们引荐给潜在合作方，比如民政局和基层社区，让他们建立互信，找到合作空间。”
本报记者钱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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