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气时代浮出水面

　　《瞭望》文章：中国能源“气时代”浮出水面

　　除了研发不足、体制未顺等因素外，天然气价格偏低制约了投资积极性，影响了我国非常规天然气驶入“快车道”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熊聪茹秦亚洲

　　日前，在郑州召开的“中国页岩气/煤层气研讨会”上，国土资源部油气研究中心副主任车长波被油气领域的学者和20多家企业负责人团团围住，甚至在会议茶歇间歇也没有被放过。在全球碳减排运动下能源结构大调整时期，一种储量巨大、尚在开发初期的能源品种越来越快地进入高层、学者和投资者的视界——非常规天然气。

　　“投资者和学者的兴奋缘于对中国非常规天然气即将进入新时代的预期。”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煤炭面临巨大环境压力，核电安全性有待重新评估，而风能、太阳能等眼下还不可能大规模替代煤炭，真正能承担重任的只有天然气，其中包括非常规天然气。

　　韩晓平说，供应和环境压力决定了中国能源供应必须走多元化的“绿色之路”，“在能源尚能自给自足的年代，非常规天然气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非常规天然气包括煤层气、页岩气、致密气、天然气水合物等，可应用于燃气、发电、工业燃料、汽车燃料、化工原料、燃气锅炉六大领域。

　　车长波向本刊记者介绍，我国非常规天然气储量丰富，总资源量达190万亿方，其中煤层气37万亿方，位居世界第三，已探明储量2800多亿方；页岩气资源量达100万亿方，其中可采储量26万亿方，与美国相当。更加难得的是，产区距离市场近，这些能源在中部盆地以及包括珠三角、长三角在内的南方区域均有分布。

　　然而，我国对非常规天然气的开发迟迟难以进入“快车道”。

　　560:15的悬念

　　据国土资源部油气研究中心提供的资料，去年美国地面产煤层气为560亿方，而我国仅15亿方，甚至煤层气利用晚于我国十多年的澳大利亚产量也达到30亿方。页岩气差距更大。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江怀友向本刊记者介绍，去年美国页岩气产量已达1000亿方，探明储量超过60万亿方，而我国在今年2月刚刚打出第一口获得工业油气流的页岩油(气)井。

　　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不仅增强了本国能源自给能力，还对全球资源配置、战略安全和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现实是，我国非常规天然气开发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基本同步，但产业化程度已远远落后。

　　以煤层气为例，美国在煤层气方面的科研投入累计达60多亿美元，而我国仅有2亿元人民币，受此影响，煤层气井压裂、低渗透性构造煤储层改造等关键技术尚未突破。目前世界各国均将煤层气纳入或比照石油天然气进行管理，美国采取联邦和州两级管理、以招标为主，而我国则以授予为主，招标为辅。

　　虽然我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规定“先采气、后采煤”，鼓励在开采煤炭前首先开采宝贵的煤层气，但这一政策缺乏刚性执行力。在煤炭与煤层气矿权关系方面，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均无矛盾，但我国则遭遇重重矛盾。在山西、内蒙古等煤层气富集区，时常会发生在已设置煤层气矿业权中重叠设置煤炭探矿权和采矿权，造成同一区块开发主体不清。

　　在促进煤层气利用方面，美国通过不同措施支持煤层气并入天然气管网输送。而我国中石油集团内部企业并网输入没有障碍，但其他企业并入中石油管网还缺少国家政策的支持，甚至有诸多人为障碍。

　　车长波、韩晓平等研究人员认为，我国非常规天然气发展主要受阻于三方面因素：

　　其一，勘探开发及科技研发方面投入不足，部分关键技术未获突破；其二，天然气价格偏低制约了投资者积极性；三是相关体制尚未理顺，政策还不完善，部分煤层气矿业权与煤炭探矿权出现重叠。比如，2006年国家已经颁发《关于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若干意见》，但各地并未制订严格的规章。

　　“气时代”的“钥匙”在哪里

　　美国剑桥能源咨询公司数据显示，美国从事天然气勘探开发和销售的企业分别为600家和1200家，85%的气井由中小公司钻探，其中从事页岩气开发的公司就超过60家，既包括壳牌、埃克森美孚等大石油公司，更有大批的独立中小公司。这被认为是美国非常规天然气开发领先其他国家的重要经验之一。

　　分析人士认为，中小公司发挥了拾遗补缺的作用，可以经营大企业不愿经营或者不愿继续经营的微利项目，其技术创新还具有决策层次少、决策速度快的特点，美国一些拥有专门技术的中小企业被收购后，立即成为大企业的技术来源，此外，中小企业带来的“鲶鱼效应”会对大企业形成竞争压力，促使其改进经营和管理。

　　我国《矿产资源法》规定，开采石油、天然气、放射性矿产等特定矿种的，由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并颁发采矿许可证。据国土资源部统计，目前我国煤层气矿业权有100多个，总面积6.5万平方千米，煤层气矿业权人有30余家。可以看出，与石油和常规天然气相比，我国对煤层气开采发放了更多的许可证。

　　但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陈守海认为，这并没有改变天然气勘探开采方面的特许经营制度，“迄今为止，没有一部法律或者条例规定获得这种特许的资质要求，这意味着谁能进入这个领域仍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政治决定。”

　　实际上，当国内投资者正在徘徊、抱怨之时，已有一些外资企业采取与大油企合作的方式进入了中国非常规天然气上游市场。去年，新疆八道湾，香港环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页岩气项目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岩心样品的孔隙度、油饱和率等指标完全符合优秀页岩的标准，蕴藏丰富的页岩气。”该公司高级副总裁唐宁兴奋地告诉本刊记者。

　　陈守海呼吁，非常规气目前属于微利项目，难以激发大石油企业的积极性，应当消除社会资本进入上游的政策壁垒，允许更多企业进入这一领域，以吸引更多投资、创新管理模式、发展新技术，“放开上游之前需做好相应的制度准备，并不断完善，以免落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窠臼，具体可采取小公司先期开发、大公司通过收购及合作等方式后期介入的策略。”

　　目前，北京九尊、广州元亨等一些国内企业纷纷表示，希望国家制定出台标准，对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实行更为开放的政策。

　　体制需要“破冰”

　　国际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说，当打破国际原油价格纪录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清洁、高效的天然气终将以其消费呈爆炸性的增长逐渐成为21世纪能源利用的主角。对中国来说，北非、中亚动荡的局势正推高其进口境外能源的风险和成本。观察人士认为，尽早推进非常规天然气产业化开发，是中国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应对国际舆论压力的现实选择。

　　“应该在体制和政策上创造更多有利于非常规天然气发展的条件和机会。”车长波建议，可借鉴国外做法对开采和销售非常规天然气实行补贴，对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补偿费及资源税实行减免。煤层气方面，必须严格执行“先采气、后采煤”政策，具体可根据吨煤含气量标准划定煤层气开发、煤炭开发和采煤采气过渡区，凡含气量达到一定标准的区域必须先待煤层气抽采后再设立煤炭采矿权。

　　他还提出，理顺体制还有赖于协调好三个关系：一是非常规气和煤炭的价格关系，从价格上增强前者的竞争力；二是中央与地方企业、国内与外商企业、煤层气企业与煤炭企业的利税分配关系，建议通过共享税消除矛盾；三是非常规气管线与天然气管线的共用关系，建议国家允许非常规气就近并输天然气主干管网。

　　目前，国家能源局正在努力推动天然气基础设施管理制度的制定，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对所有用户平等开放的天然气基础设施服务系统。陈守海说，煤层气必须进入天然气管道才能长距离输送，如今有的地方企业煤层气难以输送，只能就地加工，“我国还做不到管道独立，即管道公司和天然气公司分家，但应做到管道中立，在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下对所有用户提供平等服务，解决非常规天然气输送瓶颈的问题。”

　　也有观点认为，非常规天然气“起飞”还有赖于创造更广阔的应用市场，其关键是大力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是指以各类天然气为燃料的“小型化区域能源网络”，设置在各个小区或楼宇的高效转换装置不仅可以提供电力、冷气和热气，还能最大程度地吸纳太阳能、地热等，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韩晓平解释说，分布式能源既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还能扩大非常规气的下游市场，在国外已有十分成熟的应用经验。

　　车长波表示，非常规天然气发展还应加强对外合作，尝试租赁、合资、技术服务等多种灵活的合作模式，重点引进勘探开发的关键技术和设备，加强与信誉较好的公司合作，但也要借鉴能源对外合作的经验教训，防止外国公司“圈而不探”，投机炒作。

　　陈守海进而提出，为保证非常规天然气行业健康发展，还应提前规划行业监管体系，具体包括执法人员岗位轮换和个人责任追究制度，并充分发挥保险公司等社会机构的监督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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