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依然严峻
对话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
“十二五”的开篇，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亦将“迈步从头”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张超 李其谚
“如履薄冰。”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这样表述对职业生涯的感触。作为中国第一任环保部长，周生贤已在被其称为“主干线、主战场、大舞台”的环保战线上奋斗了5年。
2005年12月，周生贤从国家林业总局局长任上调任环保总局局长。在他履新的第4天，就发生了吉林石化双苯厂爆炸引发的松花江水体污染。周生贤率先赶赴污染严重的佳木斯市，那段时间，满嘴燎泡的周生贤指着严重污染的江水冲地方官员发火的场景，多次出现在新闻镜头之中。
随后，中国多次发生了重金属污染、化工污染、水体污染的事件，环境保护升格的呼声越来越高。2008年3月，环保总局升格为环保部，59岁的周生贤也因此成为共和国的首任环保部长。
“两会”前夕，周生贤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坦陈，“最遗憾的是我们的约束性指标‘没降反升’。”回顾自己的5年环保生涯，周生贤不无遗憾。当下的环保形势是局部有所改善、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加大。
在很多场合，周生贤都喜欢引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句诗。“十二五”的开篇，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亦将“迈步从头”。
“十一五”关键词：“环保风暴”
“国务院第99次常务会议专门听取评估结果汇报，认为‘十一五’环保规划实施首次达到进度要求，部分指标超额完成，主要规划目标可以如期实现，是截至目前执行得较好的一个五年环保规划。”2010年1月14日，周生贤在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透露，国务院第99次常务会议对“十一五”环保规划实施的评价颇高。
国务院的认可也体现在环保部强硬的把关上：“十一五”期间，环保部对不符合要求的813个项目环评文件作出不予受理、不予审批或暂缓审批等决定，涉及投资2.9万多亿元。
“十一五”期间，环保部连续针对重金属污染、造纸企业、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填埋场等重点问题开展专项检查，全国共出动执法人员1100余万人次，查处环境违法企业14万多家次，取缔关闭违法排污企业两万多家。
《财经国家周刊》：环境问题大到国际社会、小到寻常百姓都十分关心。您作为环境保护部部长，如何评价“十一五”期间环保工作的主要思路？
周生贤：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一些发达国家走过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注重末端治理的老路。这样的道路，我们走不通，也走不起。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就环保论环保，就污染谈污染，甚至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付出过大的环境代价。我们必须要探索走出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中国环保新道路。
“代价小”就是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以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支撑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效益好”就是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建设相统筹，寻求最佳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排放低”就是坚持污染预防与环境治理相结合，用适当的环境治理成本，把经济社会活动对环境的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可持续”就是坚持环境保护与长远发展相融合，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十一五”期间，环保部坚持把探索环保新道路作为主题，深化认识，主动实践，推动环保事业和各项环保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在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准确判断环境保护所处的历史方位，用新的理念进一步深化对环境保护的认识，用新的视野把握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机遇，用新的实践推动环境保护取得更大的实际成效，用新的体制机制保障环境保护的持续推进，用新的思路谋划环境保护的未来，抓紧制定与我国基本国情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宏观战略体系、全防全控的防范体系、健全高效的环境治理体系、完善的环境法规政策标准体系、完备的环境管理体系、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
《财经国家周刊》：“十一五”期间，环保部还在积极探索中国环境保护的新道路，并提出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请您谈谈提出这一目标的主要考虑和实施的情况。
周生贤：生态文明不仅关乎环境，还涉及到生产方式、消费模式甚至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归根到底，就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融合，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积极探索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
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和根本措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途径是积极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
《财经国家周刊》：污染减排是环境保护的硬抓手。“十一五”污染减排的任务提前完成，主要经验有哪些？
周生贤：“十一五”污染减排任务提前完成，归功于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归功于各级政府、环保部门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具体来讲，有这样几条经验：一是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明确为“十一五”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二是推进结构减排、工程减排、管理减排三大措施，建立统计、监测、考核三大体系；三是充分发挥“政策组合拳”的协同效应；四是不断创新环境监管手段；五是严格落实责任。
环保部使命
30年来，中国的环境管理机构的改革已经经历多次“轮回”。
在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中，环保部在没有加入任何外部机构和人员的情况下，直接由环保总局“升格”而成。这是当时机构改革的一个特例；而与之相对应，环保部所面临的压力愈来愈大。
周生贤坦言，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环境压力继续加大。环保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关键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环境保护部成立，是“十一五”期间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事件。作为我国首任环保部长，您对我国环保行政管理机构的变革历史有什么感想？
周生贤：过去30多年来，国家环保行政机构随着环保事业的快速发展而不断加强，先后走过四次跨越阶段，产生质的飞跃。这四次飞跃就是1982年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设立环境保护局，到1988年成立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环境保护局，再到1998年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直至2008年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正式批准成立环境保护部。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区从省、市、县三级政府成立了环境保护机构，形成了从国家到地方的环境行政执法监督的完整体系。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确定，环境保护部的主要职责是，“拟定并组织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政策和标准，组织编制环境功能区划，监督管理环境污染防治，协调解决重大环境问题等。”这为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为理顺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此外，环保部的成立为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融合、推动环保事业大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中国的环保工作进入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干线、主战场和大舞台。
《财经国家周刊》：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时间内污染物排放都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回顾“十一五”，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增长，而污染物排放指标却不升反降，得到有效控制，请问周部长，这是怎么实现的？既然污染物排放指标明显下降，为什么仍有许多老百姓反映环境质量改善并不明显？
周生贤：环境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生态环境脆弱，发达国家二三百年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在我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老的污染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产生。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抓住具有全局影响的污染因子作为重点，集中力量削减污染物排放。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累计环境问题的释放，污染物排放总量和环境质量的变化不完全协同，不少地区仍然可能处于总量持续减排、环境质量不会明显改观的“治污相持期”，部分地区甚至事故频发。同时也由于一些环境安全和环境风险的因子不在总量和质量控制的范畴。因此，“十二五”污染减排将与改善环境质量紧密结合起来，增加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种类，增加大气污染物监测因子，探索建立减排目标着眼环境质量、减排任务立足环境质量、减排考核依据环境质量的责任体系和工作机制。
“十二五”难题
中国经济正迎来转型的“最佳时刻”。
距1995年初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过去了16年，但16年间，经济转型的效果并不乐观。
2010年5月，周生贤在“发展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在中国”主题晚餐上发表演讲称，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严峻挑战的同时，也带来经济转型的契机，而加强环境保护，则能给经济转型带来强大推动。
实际上，在“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已经感受到转型的阵痛，举国“拉闸限电”式的节能降耗让传统产业经济叫苦不迭。
“十二五”期间，经济转型仍将是中央决策必须面对的现实话题，如何设立强化转型的外界环境，是环保部未来5年决策的关键。
《财经国家周刊》：您如何评价我国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的环境形势？
周生贤：“十一五”期间，我们开展了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环境宏观战略研究和“十一五”环保规划执行情况中期评估，经研究和分析，当前环境形势可概括为：局部有所改善，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加大。
我国的环境污染范围在扩大，污染程度在加重，污染风险在加剧，污染危害在加大，治理难度在增加。城市空气环境质量退化。东部地区城市细颗粒物(PM2.5)污染严重，部分地区出现臭氧、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汞等新型大气污染问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城市灰霾天气频率普遍提高。水环境呈现复杂的流域性污染态势。十大流域的支流中，除珠江支流污染较轻外，其他流域支流很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化湖泊富营养化呈迅速增长趋势，20世纪70年代富营养化湖泊为5%，80年代为35%左右，90年代东部地区湖泊几乎全部富营养化。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城镇污水管网建设严重滞后，相当数量的城市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县城和乡镇的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严重滞后。污染减排形势不容乐观。资源型产业产品产量过快增长，一些脱硫设施建设工作进展滞后，一些地区和单位出现畏难和松懈情绪，地区进展不平衡。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将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危害群众健康，危及公共安全和社会和谐，影响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时，把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和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作为我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面临的首要突出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增强忧患风险意识，科学把握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环境管理规律，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难题，进一步做好“十二五”环境保护各项工作。
《财经国家周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作为“两型”社会建设的目标。在您看来，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关键要把握哪些重点？
周生贤：《建议》第六部分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为标题，这在五年规划中是第一次。
生态文明重在建设。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我们必须增强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具体而言有六方面主要任务。一是深化节能减排：二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三是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四是切实保护和修复生态。五是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六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财经国家周刊》：“十二五”环保规划正在制定当中，这个环保规划有哪些内容，打算解决哪些重要问题？
周生贤：“十二五”期间，环保部门将以解决影响可持续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深入推进污染减排，加强重点流域、区域和农村污染防治，切实保护自然生态，继续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新道路。
在减排方面，环保部将加大污染物减排和治理力度，将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种类增加到四项，即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把结构减排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强化工程减排和管理减排。全面启动县县建设污水处理厂工程，加快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启动燃煤电厂脱硝，严格控制机动车尾气排放。落实减排目标责任制。
此外，我们还将着力解决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扎实抓好饮用水环境安全保障工作。加强重金属、危险废物、土壤污染治理，组织实施好《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有效防范重金属污染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
周生贤简介
生于1949年12月，宁夏吴忠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1968年7月参加工作，197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级经济师。
历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副县长，中共同心县委书记、宁夏西吉县委书记、固原地委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1993年5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1998年4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常务副主席。1999年2月任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级)。2000年11月任国家林业局局长、党组书记。2005年12月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党组书记。2008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部长、党组书记。
（编辑：SN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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