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矿产资源滥挖滥采造成的农田重金属污染，如今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由环保部制定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给予了公众更多的期待。
农田重金属污染触目惊心
□李 妍
曾有一位从事土地污染研究多年的科学家告诉了记者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就在前几年，这位科学家受邀到某地检测土地重金属污染情况，实验结果出来后，科学家大为震惊，因为这块全国著名的粮食主产区污染情况已经严重到时令人咋舌！科学家亲自将检测报告递交给当地的一位高级官员，这位官员在沉思良久后说道：“这个情况确实非常严重，我们也一直很重视，但是，我们目前无力治理，所以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看过这份报告。”
记者通过多方搜集，找到了权威机构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的多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尚未在社会上公开披露。
根据资料显示，广东、广西、湖南、云南等省的许多地方都存在着大量废弃砷渣，导致矿区周围农作物含砷量超过国家标准几百倍的情况。
随着近年媒体的不断报道，以及相关学术研究的零星公布，有关重金属污染农田的事实正在从不同的区域呈现在大众面前。
命运被重金属改变
阿月是一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姑娘，来自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某村，刚上大一的她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她说：“我能来北京上学，是很幸运的。”
谈及家乡，阿月情绪复杂。
云南个旧被称作“锡都”，占地1587平方公里，人口45.33万，锡的保有储量为90多万吨，占全国锡储量的三分之一，全球锡储量的六分之一。
在这里，所有的人都与锡紧密相关。
阿月的爷爷曾在锡矿工作30多年，阿月的爸爸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锡艺工匠，阿月的哥哥在做锡工艺品进出口生意，阿月抚摸着陪伴她18年的小锡镯，它已经紧紧卡在阿月瘦削的手腕上。
锡，让这片土地变得热闹异常，随处可挖的锡矿让附近村民迅速富裕起来，出嫁的女儿身上，都会缀满沉甸甸的锡饰。当地人认为，锡是神灵赐予他们的珍宝。
但与锡相生相伴的，是砷，其化合物是砒霜的主要成分。
根据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的公开论文资料显示，在我国，砷作为锡的伴生矿由于利用价值不高，70%以上都成了被废弃的尾矿。截至2008年，我国至少有116.7万吨的砷被遗留在环境中，这就相当于百万吨的砒霜被散落在旷野中，任雨水冲刷，注入河流，渗进土壤……
于是，这片因锡而富裕的土地也因砷而痛苦。
阿月的爷爷死于砷中毒引发的肺癌。阿月的三个伯伯也是老矿工，因同样的病症已先后去世，阿月的爸爸后来离开了锡矿，可是已经染上了严重的砷中毒，连劈柴的力气都没有，好在后来学了点手艺活，以维持生计。
从此，阿月的家乡被称为“癌症村”。这里的癌症病发率一度高达2%，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100倍，平均寿命不足50岁。
上世纪90年代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面开展了整顿和治理工作，所有锡矿工人都要戴上防毒面具下井。但是，已经被污染的土地和地下水难以修复，沉重的历史并没有过去，受害的也不只是父辈。
阿月的哥哥视力很差，太阳下山了就看不清东西；阿月的姐姐身上有淡淡的毒斑，村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瘦弱无力，经常生病……
阿月的家里原来有12亩地，种烟叶和柿子树，每年能有上万元的收入。“烟叶早就没了，谁敢抽‘砒霜烟’啊？柿子树上结的柿子都黄澄澄的，拨开了核儿都是黑的。妈妈原来最爱吃柿子，我这辈子都不会吃柿子了。”
这片曾经富饶的土地已经无法耕作，农民们没了生路，水和菜都要到几百里外的镇上买，入不敷出的生活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背井离乡。
除了云南、广西，还有湖南、四川、贵州等重金属主产区，很多矿区周围都已经形成了日渐扩散的重金属污染土地。
根据没有公开发表的论文资料显示，广东连南、广西南丹、湖南常宁、湖南常德、湖南郴州等地都存在着大量废弃砷渣，导致矿区周围农作物含砷量超过国家标准几百倍的情况。
国土资源部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而这些粮食足以每年多养活4000多万人，同样，如果这些粮食流入市场，后果将不堪设想。
追查重金属污染元凶
大规模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究竟是如何逐渐形成的？
曾对矿业市场做过多年深度调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实行的是“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的政策。
“其结果就是地方政府拥有中小矿产资源开发的审批权，‘一哄而上’全民办矿的局面就此形成。”罗仲伟认为，正是因为采矿权的混乱导致了我国矿业多年来一直存在着集中度不足、开采工艺落后、统筹规划欠缺的“三大短板”。
据了解，在我国已探明的矿产储量中，共生伴生矿床的比重占80%以上，可是，只有2%的矿山综合利用率在70%以上，75%的矿产综合利用率不到2.5%。也就是说，我国绝大多数矿山都只是开发极少数矿石，将更多的矿产资源破坏和废弃了。
有媒体曾报道，在广西环江，绝大多数矿山都没有石排场和尾矿库，大量废石和尾矿就堆放在山上，这不仅占用了本可以利用的耕地，还容易在暴雨来临时形成泥石流。最可怕的是，尾矿中的有害成分伴随雨水逐渐扩散到更大的范围，危害在时刻发生。
另一个“定时炸弹”是裸露堆放的矿渣。
在云南个旧，冶炼厂、电镀厂非常密集，矿石在这里经过加工就可以身价倍增，同时，大量的矿渣被生产出来，废弃在矿山和矿厂附近。
据了解，在云南个旧老厂矿田竹叶山矿段，十几万吨砷渣已经裸露堆放在旷野里几十年。为了阻挡砷渣对农田的污染，农民在砷渣周围堆砌了“土坝”，但是，砷还是通过雨水进入了地下水系统。据检测，该矿段附近的农作物含砷量超标100多倍。
而砷渣还只是重金属污染“五毒”之一，其他的还有汞、镉、铅、铬等重金属废渣。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我国累计产生铬渣600多万吨，其中仅有200多万吨得到处置，“五渣”总数更是难以计算。
另一个污染的来源则是化工企业排放的污水。
除此之外，农户过度使用化肥也使土壤重金属含量急速攀高。
寻求破解良策
“只有掐紧了准入、统一了管理、明确了监督，才能够合理开采矿产资源，将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遏制住。”罗仲伟的观点得到了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的认可，“矿产不合理开采是导致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最重要的原因，管住了开矿，就管住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最大问题。”
罗仲伟认为，我国矿业管理立法相对薄弱，多方插手、政出多门是导致权力、责任归属不清的重要原因；其次，我国没有形成统一的矿业管理体制。在管理方面，我国实行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权力分配。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资源的关注点不同，利益取舍不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在法律法规的执行上都会有偏差和扭曲。
罗仲伟认为，应该取消地方政府的矿业审批权，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参股矿业企业，建立矿业开采的利益协调机制。
另外，在矿业监督上，罗仲伟建议，成立专门的政府主管部门对矿业实行监督迫在眉睫。
“虽然矿业管理涉及诸多部门和多方利益，调整和改革面临困境，但是，生命的代价也迫使所有相关方都不得不变，国家政策和专项治理也在不断加强，破解僵局并非难事。”罗仲伟表示乐观。
在前不久公布的2010年全国环保专项行动成果中，截至2010年9月30日，共排查重金属排放企业11510家，取缔关闭584家，在14个省(区、市)确定了148个重金属重点监管区域，19个省(区、市)确定了1149家重点监管企业，其整治力度和监管效应都是前所未有的。
2011年，由环保部牵头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2010—2015年)》编制工作已完成，国务院近日正式批复了此“规划”。由国家设立的“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也已经筹集完毕，增加财政投入将为“无力的救赎”直接输血。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个圈住了土地、圈住了生命、圈住了全人类的土壤僵局能够寻求到真正的破解之策。
周生贤：坚决打好重金属污染防治攻坚战
环境保护部2月18日在京召开《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视频工作会议。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在会议上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打好重金属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持久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据了解，《规划》遵循源头预防、过程阻断、清洁生产、末端治理的全过程综合防控理念，明确了重金属污染防治的目标，即到2015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重金属污染防治体系、事故应急体系和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体系，解决一批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进一步优化重金属相关产业结构，基本遏制住突发性重金属污染事件高发态势；重点区域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比2007年减少15%，非重点区域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不超过2007年水平，重金属污染得到有效控制。《规划》还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重点、主要任务、重点项目、政策保障和组织实施等方面提出一系列举措和要求，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指明了方向。
周生贤强调，各级环保部门要把重金属污染防治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环境保护的大事，全力以赴抓好《规划》实施的组织协调，抓住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健全法规标准体系，完善政策措施，依靠科技进步和严格执法监督，推动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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