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 “爱国的反对派”
杨潇
他们推着自行车走在雪后的北大，梁先生忽然说，以后我们的事业，可能就会是这样
大约是1995年冬天，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在北大搞了一个讲座。那天下着大雪，待会长梁从诫与理事梁晓燕等人赶到教室，却发现只来了五六个学生。在这种略带尴尬的气氛里，梁从诫还是兴致很高地把讲座做完了。“他的演讲并不是那种特有激情的，但是语重心长，和那几个学生的互动很好。”梁晓燕回忆。
讲座完了，他们推着自行车走在雪后的北大，梁先生忽然说，以后我们的事业，可能就会是这样。
此时梁从诫已经63岁，而“自然之友”刚刚成立一年多，没人知道这个娃娃能长多大。环保并非梁从诫的专业，他父亲梁思成为其取名“从诫”，是向宋代《营造法式》作者李诫致敬。但从诫并未子承父业，而是考上了北大历史系，后来因为时代的阴差阳错，历经云南任教、江西务农，成为了《百科知识》文科版的主编。
19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其中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成为不少人的环境启蒙书，其中就有梁从诫和梁晓燕。梁晓燕说，“当时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污染已经四处开花，而环保还没有一丁点儿的概念。一次梁先生和我谈起这本书，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要看远一点。”
1989年以后，社会非常沉寂，梁从诫访美时，曾对人感叹，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他自己，三代人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他开始和朋友们商量要做点什么。
1993年2月，梁从诫、杨东平、王力雄和梁晓燕四人第一次碰头，谈得很投机，决定在当年的6月5日世界环境日那天召集各自的朋友开会，讨论成立一个环保组织。
6月初的首都，找不到一个会议场所，王力雄突发奇想：既然是做环保，为什么一定要在屋子里，不能回到大自然中去开会？
于是北京四十多名知识分子，就在当时还是西郊的玲珑公园的草地上，一座长满杂草的辽代古塔下，开了一次大会。
次年，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成立。
梁从诫后来对朋友说，“我没有什么专业，也不是什么专家，我就是一个想干点事情的人。”“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地脏了，总得有人扫吧。”他夫人方晶说，“梁从诫问我，‘你看到一个玻璃杯搁在桌边，大半个杯身露在外面，你会不会伸手把它往里推一推？’所以，(他转向环保)是非常自然的。”
1996年，第四次全国环境会议即将召开，梁从诫去找老朋友、当时任环保总局政策司副司长的牟广丰帮忙。“那时在国务院例会上，煤炭部、化工部、冶金部这些工业部门太强势了，张口就是环保要服务于工业经济，”牟广丰回忆，“我陪局长解振华去韩国考察，发现人家的社区环境公团发挥的作用特别大，当时就想，环保部门不能孤军奋战。”
在梁从诫提议下，牟广丰在他负责起草的会议文件里加了一句话：“这段时间，出现了‘自然之友’这样的社团，对于提高社会的环境公德、树立社会的环境意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各级政府对所在社团组织，应大力支持，积极引导，鼓励其健康发展。”这句话后来经国务委员宋健之口出现在全国环境会议。不久，国务院第31号文件首次承认了NGO的地位。“这等于是告诉政府官员，NGO不是洪水猛兽，不必本能地炸起刺毛来。”梁晓燕说。
然而改变又岂是一朝一夕的事。在“自然之友”因为保护滇金丝猴、藏羚羊等行动声名鹊起后，它承受了来自社会的越来越高的期望。“可是我们的力量何其有限，所以就经常处于焦虑、无助和沮丧中，”梁晓燕回忆，“我们还好，毕竟有自己的职业，梁先生一天到晚都要面对。他有时候一整天都不吭声，‘不要和我说话，我心里难过。’”
在中国搞环保，没人知道边界在哪儿，做一张绿地图都可能引来公安部门的紧张。梁从诫一面调整，一面想办法化解压力，有时最后才告诉“自然之友”的同事们：好了，危机过了。
“爱国的反对派”，这是梁从诫对自己的定位。“那是说，这些人老有意见，但他们不是野心家，不是敌对分子，他们在根本上是为国家好、为民族好的。”方晶说。
梁从诫曾说过，他一生做过的事情，真正让他从内心里感到安慰的，是发起成立了“自然之友”。而北京电台记者康雪记得，有一次梁先生和她开玩笑，“他说如果我哪天死了，不要穿鞋袜，要光着两只脚，脚底上画两个笑脸。”
2006年以后，因为阿尔海默综合症的渐渐加重，梁从诫慢慢淡出了公众视野。2010年10月28日下午16时许，他因内脏器官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讣告的最后，不忘提醒参加追思会的朋友——医院毗邻北京西客站，请大家优先考虑公共交通出行。
牟广丰为梁从诫写了一副挽联，“奔走呼号，污淖红尘澄万里；身教言传，民间环保第一人。”显然，当年的第一人，如今已不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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