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中旬，2005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相继揭晓，101名科技工作者榜上有名。而在此前后，对于院士制度的质疑，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院士制度何去何从，似乎已经不是科学界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事。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邹承鲁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人治和腐败是中国科技两大致命伤。(据12月20日《新京报》)
什么是院士，在我国，指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是经过两院评选出来的在某个领域有深入研究或造诣很深的科学家。按理说，他们更应该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然而，当上院士以后，一些院士就已经不是院士，你可以说他是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却唯独不是科学家和专家。他对环保有一通宏论，会就“矿难频发”表达自己的见解，也会对教育、三农、能源甚至国际时事、人文哲学提出批判，但唯独对他的专业领域，很少涉及。
院士的异化，不仅是自己本身职业的异化，也是“权威”的异化。两院院士王选说了一句大实话，“错误地把院士看成是当前领域的学术权威，我经常说时态搞错了，没分清楚过去式、现在式和将来式。”他说，我38岁，站在研究的最前沿，却是无名小卒;58岁时，成为两院院士，但是两年前就离开了设计第一线;到现在68岁，又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但已经远离学科前沿，靠虚名过日子。一个科技工作者，当他是真正权威的时候，没人相信他，等到脱离科研第一线，功成名就做了院士，他却成了不折不扣的权威，不仅是专业领域的权威，俨然也是人文、社会、自然科学和政治领域的“全能”权威。
著名数学家陈省生有句名言，他说，数学好玩。正是因为这种超然的治学态度，才造就陈省生的辉煌一生。然而，许多人为了当上院士，会拼命地进行“科研”，拼命地创造“论文”，他们是“科研动物”抑或“论文动物”;当他成了院士以后，又顶着院士的头衔四处走穴，贩卖并不高明的“学术观点”，这时，又成了“会议动物”。人的劳动一旦失去了自由性，也就失去了自觉性，这样的院士制度，这样的学术氛围，又怎能聚集更大的“创造”能量。
作者：彭兴庭来源：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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