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长到农民，从科研人员到编辑记者，从中学校长到幼儿园老师，他们的身份各异，却做着一件共同的事情——为了让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他们因为各自的努力而成为近日揭晓的2006年杜邦杯十大环境新闻人物。了解他们的事迹，你会真切地感觉到，他们是用心灵呵护环境，他们的行为就是从心田自然流淌出的绿色之歌。
他们都有环保热心肠
杨建南，浙江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学校长。在昆明人眼里，他是“浙江热心人”。当他从网上看到昆明市政府公开征集2006年拟办理的10件实事，作为一个和昆明“不相干”的人，他忍不住提出了把全民环保教育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社会系统工程来抓的建议。被当地媒体以“浙江热心人应征昆明实事征集”为题予以报道。
其实，38岁的杨建南根本没去过昆明，他只是知道昆明是座阳光明媚的美丽城市，他也知道环保是大部分城市共同面临的问题，而昆明因为滇池污染，环保更是一个大问题，是责任感让他做出了这一举动。
关注环保，杨建南可不是心血来潮，自创办学校担任校长十几年来，他一直热心环保工作。每年他都要组织大型的环保活动，这些年，相继组织实施了“保护母亲河行动”系列活动，组织600多名师生参加全国环保征文活动，在寒假里组织学生做一件与环保有关的事和写一篇以“环保”为主题的文章，成立永嘉第一支学校环保志愿服务队等等。他先后向272个地级市（州）的领导写信提出“把中小学环保教育摆上议事日程”和“将环保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的建议。他还先后39次向31个省级领导和200多个地级市（州）长写信建议开展全民环保宣传教育。至今，他已向全国各地提出环保建议4000余条，许多建议被采纳，被誉为“中国环保建议第一人”。
和杨建南有着不一样经历的河南农民宋克明，则是在有了一番惨痛教训后走上环保之路的。和全国的许多农村一样，当他居住的村庄附近建起治炼厂时，他和村民们一样非常支持，谁不盼望早日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啊。可是，一年以后，村头的庄稼和树木一片片发黄，枯萎，死掉。几年后，他的父亲和几个村民都患上了癌症，在求医过程中，有关专家告诉他，人类80%的癌症都与环境污染有关。
父亲的死给宋克明精神上的打击很大，看到环境恶化给村民带来的危害，他下定决心，要带领村民守护原本美丽的家园。在他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冶炼厂关闭了。然而，宋克明的环保脚步却没有停止，反而成为他环保的起点。
天然文岩渠是宋克明家乡附近的一条河，原本清亮的河水现在变黑了，没人知道污染的源头在哪里。宋克明带上面包和水，骑着破旧的摩托车，开始了自费调查。3个多月的奔波，在掌握了确切的证据后，他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组织召开“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环保动员大会，他还动员社会力量带着专家和记者到天然文岩污染地段进行实地察看，此举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当地政府取缔了10多家污染严重的造纸企业，并对一大批相关地方政府官员和私营企业主进行责任追究，使这条家乡河的水质日益好转起来。
宋克明很早就是村里的能人，他搞建筑队攒下了些钱，但这些年，为了环保，他搭上了所有的家底，别人家都盖起了楼房，他家还住在破旧的房子里。有人不理解，说他不务正业，做那些八杆子打不着的事，儿子迫于生计，只能辍学去打工。一次，宋克明看到儿子用的网名是“我把自己给丢了”，他的心里酸酸的，然而，当别人问他，他总是坚定地说：“如果回头再来一次，我还得这么做。”
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环境问题
作为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关注环保是件理所当然的事。然而，网络投票的结果表明，很多人对他的行为给予了特别的赞赏。这缘于他关注环保的方式体现了“百姓情结”。
2006年5月15日，北京市的79个车友会，33个大学生环保社团、民间环保组织和首都新闻媒体，共同发起了“为了首都多一个蓝天，我们每月少开一天车”活动。作为一名环保工作者，杜少中积极响应，次日即放弃公务用车，步行上班，乘坐公交车下班。
一名环保局官员身体力行响应民间环保组织的倡议，他的举动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从中央到首都的媒体纷纷报道杜少中放弃使用汽车一天的新闻，杜少中也通过响应行动，把民间环保的活动推向了一个高潮，众多的车友会组织和普通市民也纷纷表示，愿意加入到这项有益活动中。至5月28日，加入的车友会组织已达132个，大学生环保社团、民间环保组织、新闻媒体达40个，这样参加活动的团体总数达到了172个。一个民间环保活动，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杜少中的作用是独特的，他知道，作为环保官员，做比说更重要。
至此后，杜少中对自己提出要求，每个月都会有几天采取步行或骑自行车、乘坐公共交通等绿色方式出行。他说，“少开一天车”既是一个环保行动，又是倡导绿色出行环保理念的宣传活动。而从百姓的角度，已经把他看作了“少开一天车”活动的标杆和先行者。
马军，如今是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作为环境问题科学工作者，他以发布“中国水污染地图”而闻名。
研究环境问题的科研工作者可谓众多，但马军却希望找到一种好的方式，把研究的学术成果传达给公众，以推动环境信息的公开和污染防治，马军想到了一目了然的地图，他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和超过300家地市级行政区的水质信息、排放信息和污染信息，包括超标排放的企业和污水处理厂信息，通过地图的形式呈现出来，并通过“中国水污染地图”网站，提供给公众使用。
王昭荣是云南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业余时间他从事黑颈鹤保护工作，是昭通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主席。他主编会刊《黑颈鹤》，撰写相关论文及调查报告，积极争取国际爱护动物组织的支持，多次组织大型广场环保公益活动“黑颈鹤，我们共同的牵挂”、“鸟是人类永远的朋友”、“黑颈鹤回来了”等。8年来，从事黑颈鹤保护工作的志愿服务时间达到了5800小时，王昭荣因此被共青团中央授予2005年度“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奖章”。如今到昭通大山包越冬的黑颈鹤数量从1992年的350只到现在已经增长到了1200只。大山包因此成为了全球黑颈鹤东部越冬种群密度最大、数量最多的地方，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被列为国际重要湿地，这一切，王昭荣功不可没。
为百姓谋更为子孙谋
王金南，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绿色gdp课题组成员，被公众推举为2006年度环境人物，与其说是对他个人的褒奖，倒不如说是对在这一年里我国发布第一份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影响的反应。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给出了令人震惊的数据，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这一数字表明，环境危机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经济发展。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不断增长的gdp数字，是建立在资源环境和公众健康不断透支的基础之上的。
由于技术和体制障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最终确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我们不能等着条件全部成熟时再动手，那就来不及了。王金南和他的同事们的勇气就在于，敢于开拓一项全新的工作领域，从完善核算方法，到如何利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结果来制定相关的污染治理、环境税收、生态补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制度等环境经济管理政策建议，一项一项地开展，一项一项地攻坚。虽然是第一份研究报告，最后经专家的评审，对这项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项目提出的核算技术和方法体系基本科学合理，为建立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于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攀枝花，拥有这个美丽名字的城市，却曾经戴着“全国十大污染城市”的黑帽子。2005年，时任成都市副市长的孙平，调任攀枝花市长。通过对攀枝花市情的研究和掌握，孙平就提出，一年摘不掉黑帽子，他就下课。
他说，攀枝花如果不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结局只能是“输出资源，留下污染；输出财富，留下贫困”。因此，2005年，全市通过深化工业污染治理，强力推进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全年共投入治理资金7亿多元，对全市180个环境项目进行了整治，其中停产关闭了108个治理无望的企业。在他的组织和带领下，攀枝花市用一年的时间创造和实现了攀枝花人当年想都不敢想的梦想：成功摘掉“全国十大污染城市”的黑帽子，成功摘取了国家优秀旅游城市的桂冠，城市基础设施改善至少提速五年以上。2006年，攀枝花市又在全国“魅力城市”评选活动中受到热捧。
把环保视为自己的责任
樊巍、刘德天和张剑辉，他们的身份是记者和幼儿师范教育工作者。但他们所共同的，就是把环保视为自己的责任，作为记者和教育工作者，他们不但自身热心环保事业，而且，通过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把环境教育融入其中，使个人的事业和环保事业紧密相连。
长期从事环境宣教新闻报道工作的武汉市环保局宣教中心记者樊巍，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破坏环境的人和事，于是，他用自己的笔对这些现象进行揭露，他几番出庭“卫”绿色，他以批评报道“惊”市长，催生省级保护区，他以小见大呼唤建设节约型社会等等。
而同样是记者的辽宁盘锦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刘德天，却以另一种方式承担着环保的责任。他是第一个报道黑嘴鸥繁殖地的记者，也是报道黑嘴鸥最多的记者。他发起成立了辽宁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没有资金，他自己掏，没有专职人员，许多事他自己跑。由于他15年如一日的努力，不仅使黑嘴鸥的数量明显增加，也带动人们的环境意识的增强，使保护鸟类蔚然而风。
张剑辉是贵阳幼儿师范学校的教师，是她率先在学校开设《环境教育》课程，使贵阳的幼儿环境教育从无到有，使学校培养的人才具备了专业的幼儿环境教育知识。她说，公众积极参与才能使环境保护取得实效，借助幼师专业资源，带动幼儿园开展幼儿环境教育，是促进公众参与的行之有效的途径。
正是有了这样的信念，她六年来默默奉献，培养了近千名具备环境教育知识的专业人才，我们可以想到，如同火种般，这千名幼师所带来的环保效应，将会扩散开来，成为千万名幼儿心里的绿色种子，这就是我国绿色事业的希望，也是我们祖国美好明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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