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商报评论员）
3月31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会长潘岳带数十名文化界名人到北京八达岭长城脚下植树，建“环保公益日纪念林”。潘岳说，解决中国严峻环境问题的最终动力来自于公众，公众应该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各类环保公共事务进行深度参与。（4月2日《华西都市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生态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也达到一个新水平，成为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正如潘岳所说，“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环境形势最严峻的时刻。”
国家环保总局的几次环保风暴，让潘岳成为公众人物。然而，坚信自己“性格完整、有信念、有感情”的潘岳，对几轮环保风暴结果并不满意。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我们什么手段都试过，从私下劝说，到通报，到叫停，到签署责任书，但仍然没有明显起色。”甚至表现出了一种无奈，“环保总局既不能直接叫停项目，罚款也不能超过20万元，不能撤官员的职，连自己的地方部门都管不了，怕它什么？就让它在媒体上喊两声吧，反正喊也是白喊。”
面对违规的项目在补办手续后，用各种方法拖延兑现环保承诺；看到新的污染项目违法开工后，又打着“不能让国家受损失”的名义补办手续，潘岳感到“心里十分沉重”，他尽管“不允许自己有‘无力感’”，但无奈之意溢于言表。让公众参与环保，是潘岳“在现有空间内创造办法”的一个体现。
目前的环保难题，潘岳说是“一种特殊利益结合现象正在和错误的政绩观一起成为环境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在特殊利益面前，掌握着环保治理大权的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都力不从心，公民参与的作用多大，令人担忧。
是的，对于环保，宪法赋予公众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但在公众并不能直接左右官员升迁的现实语境下，这些权利作用有限。
公众参与环保是必要的，但真正的主导力量是政府。可问题是，“环保的首要问题是错误的政绩观”，是一些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错误认识；而我国的环保法律、法规尽管也不少，但大都停留在理想主义阶段，惩罚权十分有限；更主要的是，环保部门没有必要的强制执法手段。
我们有理由疑问，在强大的“特殊利益”面前、在相关法律惩罚力不足的情况下，环保部门都感到力不从心，公众参与能奏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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