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定军 北京报道
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渐次清晰。
根据中央编制部门9月11日公布的多部委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方案，科技部、生态环境部和水利部在发挥国家科技创新引领、生态环境保护的功能将更加突出。
以科技部为例，新增加了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战略规划司、引进国外智力管理司、外国专家服务司等部门，生态环境部则增加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自然生态保护司海洋生态环境司、应对气候变化司等。
不少司局都是从别的部委拆分而来，比如海洋生态环境司、应对气候变化司，就分别从原先的国家海洋局以及国家发改委的司局撤移而来。
这些改变意义重大。
中国科技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指出，这次科技部对战略和成果转化新设了部门，表明国家要加强科技应用，以及高端科技的跟踪作用。另外，国外专家方面设定2个司，也是为了更好利用全球人才为中国科技服务。
多部委“三定”方案公布
根据中央编制部门的消息，9月10日、11日多个部委的三定方案公布，其中科技部、水利部、生态环境部等在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这三个部门变化很大。
其中，科技部新成立了很多新的司局。比如，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承担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工作，提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及产业化、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科技知识产权创造的相关政策措施建议，推动科技服务业、技术市场和科技中介组织发展。承担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作，指导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建设。
战略规划司拟订科技创新发展战略、规划并协调实施，组织开展技术预测，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运行相关工作。实施国家创新调查制度，承担科技统计相关工作。此外，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司则承担科技监督评价体系建设和科技评估管理相关工作。
中国科技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指出，国家正在强化科技创新的作用，所以要更好地制定发展规划，同时强调科技成果转化，由于成果转化涉及到地方产业落地的城市，所以成果转化的司被命名为“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
此外，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水利部和生态环境部变化也很大。
比如水利部新设立了河湖管理司、调水管理司。河湖管理司负责指导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和保护，指导重要江河湖泊、河口的开发、治理和保护，指导河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以及河湖水系连通工作。调水管理司，承担跨区域跨流域水资源供需形势分析，指导水资源调度工作并监督实施，组织指导大型调水工程前期工作，指导监督跨区域跨流域调水工程的调度管理等工作。
生态环境部相比原先的环境部新增加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自然生态保护司、海洋生态环境司、 大气环境司（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环境管理局）、海洋生态环境司。
其中，自然生态保护司也挂生物多样性保护办公室、国家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的牌子，负责组织起草生态保护规划，开展全国生态状况评估，指导生态示范创建。承担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监管工作。组织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承担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和国家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工作。
应对气候变化司则综合分析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牵头承担国家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工作。
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低碳发展项目主任胡敏指出，国外很多应对气候变化的部门也放在环境部旗下，因为气候变暖引起的问题，属于环境领域。
分散职能再集中
本次部委“三定”方案中，环保、科技等方面的职能被强化，但是未来仍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
以生态环境部为例，过去“环保不下水，水利不上岸”的问题突出。主管环保的职能在各个部门分散。比如海洋污染的管理职能在海洋局，河流的污染管理问题在水利部，气候的治理管理在发改委，地下水管理在国土部，农业污染管理在农业部。
目前，很多生态环境管理的职能集中转到了生态环境部。根据生态环境部“三定”方案，生态环境部负责制定大气、水、海洋、土壤、噪声、光、恶臭、固体废物、化学品、机动车等的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组织指导城乡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监督指导区域大气环境保护工作，组织实施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水源生态环境监测等过去职能在水利部。本次海洋污染、河流湖泊、地下水等污染都归生态环境部负责。
不过，仍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海嵩认为，仍有一些关系需要理顺。比如像湿地草原的生态环境管理仍属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另外水利部有河湖管理司，各地有河长、湖长，事实上是管理河流和湖泊污染的。
“所以未来还有一些环保领域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部门改革涉及到人事和职能大变动，需要一步步改革来探索，本次改革已经迈出了一大步，未来还将继续改革。”他说。
事实上，需要继续改革的不只是生态环境管理，如何更好地科技创新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点。
赵刚指出，中国未来科技创新也应该多支持最前沿的技术研究，比如专家评定科技创新成果，应该多找最前沿的科技专家和企业研究人员。此外，最前沿的科技领域是无法规划的，因为科技走向很难预设。
“这方面国外支持力度很大。而中国对科技的支持主要在产业化的终端领域，在最前沿的未知领域需要加强支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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