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蓝、地绿、水清”，是每个市民向往的上海。最近发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至2035年，上海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今年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目标：“2018年，上海要深入推进中小河道综合整治，全面消除黑臭。”“上海启动实施新一轮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深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过去五年的成绩说明我们的路子是对的。”在两会会场，不少代表委员对完成这一目标充满信心，但也坦言，环境整治与生态修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区域协作治大气
“过去五年，上海PM2.5年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2微克/立方米下降到39微克/立方米。”这样的数字之变，究竟意味着什么？
柏国强委员是市环保局综合规划处（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调处)处长，市环境保护和建设协调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作为业内人士，他直言成绩来之不易，“这说明治理力度在不断加大，上海以及长三角的经济结构转型已经初见成效”。
不过，他也提醒，虽然空气质量向好的大趋势已经确立，但环境改善有其内在规律，过程中也可能存在一定波动，越到后面边际效应越来越小，“年均PM2.5降低1微克，要花的力气会比以前大得多，更需要下实实在在的功夫。”
“我现在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今天的空气质量怎么样。”在两会会场，有不少代表委员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上海的空气污染源从何而来？
柏国强委员介绍道，空气的污染源既有来自上海本地的排放，也有输入性因素。目前，上海牢牢控制住燃煤污染问题，代之以清洁能源，机动车方面已完全淘汰了黄标车，下一步的整治重点是大型柴油车、集卡等重污染车。此外，航运污染已成为继机动车尾气污染、工业企业排放之后第三大大气污染源。
“依托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我们已经在长三角所有港口推出低排放控制区的建设，船舶到了港口后要么换成低硫燃油，要么使用岸电减少排放。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扩展这个机制的覆盖范围，让船舶进入一定的水域后就要使用低硫燃油。”柏国强透露，不仅是远洋船舶，长三角内河船舶的污染排放也将受到严格控制。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到“深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业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是造成大气PM2.5、臭氧的污染源之一，与石化化工、机动车、船舶、涂料喷涂等行业有关，涉及范围广、领域多。柏国强介绍，长三角三省一市已经取得共识，将建立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从源头上控制，用低挥发、无挥发的涂料来取代现有产品。
一到冬季，北方的污染源会给上海带来重度污染，这种状况何时会缓解？
柏国强表示，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全国都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随着全国整体环境的改善，输入性影响会减少。上海首先要下功夫做好自身的污染防治，并协同推进好长三角区域联防联控，使大家能够呼吸到更清洁的空气。
长效机制治水体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有力有效推进，河长制实现全覆盖，1864条段、1756公里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全面完成，全市中小河道基本消除黑臭。”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委员魏蕊过去一年始终关注着河道治理情况，她认为，以河长制推动的河道综合治理工作力度大、进度快、效果明显，但要巩固专项行动实效，还需加快完善河道治理长效机制。
“我们去年组织了多次专题调研，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地区，生活污水和垃圾直接排入河中的情况仍然存在，拆违产生的建筑垃圾的利用和处置也没有超前考虑。”魏蕊指出，河道污染“问题在水中，根子在岸上”，而岸上部分的工作往往涉及多个政府部门，有时还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在现有体制下河长很难有效推动工作落地。因此，她建议将河长的评价纳入有关部门的考核指标体系中，真正发挥出河长在管水治水方面的积极作用。
柏国强委员也建议建立常态化的河道污染发现机制和反应机制，充分利用基层社会治理建立的体系和取得的经验，结合城市精细化管理、网格化管理体系构架和深化，做实河道治理长效机制。同时，在全面跟踪评估有关资金投入和相关政策落实和效果情况基础上，健全可持续的河道治理机制，明确财政投入长效机制，加大市级资金支持力度等。
不少参与调研的代表委员指出，保护河道要下要下大力气解决“最后一公里纳管”问题，“摸排中，我们发现本以为已纳管集中处理的污水却通过直排或混接进入了河道，如果不在管理和发现机制上亡羊补牢，就很难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整治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陈振楼委员建议，要进一步健全污水收集管网和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要通过河长制加强管控，严禁沿河居民随意将生活污水接入雨水管直接排放河道，特别是对沿河餐饮店的污水排放要严加管理，按照“谁拆违谁负责”的原则及时清理建筑垃圾，尽快补植绿化植被。
上海的水环境同样受到外界的影响。李道季委员是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他通过专题调研发现，长三角流域需要加快流域产业的调整，根据流域水资源重新规划产农业的结构，建立高效的生态农业，控制蓄禽的污染。
他建议，抓紧制定统一的长三角流域水环境的规划，推出实施长三角区域联防联治细则，建立长效的长三角水生态环境保护机制。
让环保观念深入人心
在“最严环保法”及《上海市环保条例》实施之后，上海制定的排放标准与国际接轨，对污染企业的打击力度非常大，用足“按日计罚”等新法规让污染企业付出惨重代价。不过，基层执法力量不够仍是基层面临的较大难题。
“基层执法力量均较为薄弱，环境执法的能力、素养、方法、手段、理念也跟不上新环保法的要求。”唐颐委员认为，区县、乡镇及街道一级的环境执法力量是对企业进行环境指导和环境执法的主力军，但这支力量的缺失使新环保法在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虚化、缺位的问题。
柏国强委员也建议充实基层的执法力量，让执法力量下沉到基层一线，尤其在企业聚集的郊区。不过，“关键还是要革新执法手段，提高执法效率。”
他介绍，目前已经在推动排放在线监测工作，对于一些有条件的企业进行在线监测，可以提升执法效率。目前上海环保执法采用的是“双随机”机制，一旦企业被抽查到有违法行为将被重罚，这也是一种震慑。
“我们人大去企业调研的时候，企业负责人可以大段大段地谈产品、谈规模，但是一讲到环保，往往就没声音了。”魏蕊代表谈起了自己调研时的感受，她表示，很多企业将因保护环境增加的成本视为一种纯粹的负担，“有些企业对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不高，为了应付检查，虚设一个环保顾问岗位，整个公司可能就他一人懂得如何减少污染。”
魏蕊建议，对于那些明知故犯的企业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经发现，立刻从重查处。有代表委员建议，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有关部门要建立市、区、街镇（工业区）、村委网络的环保科普体系，确保普法宣传入户入企，在村域和工业区设防协助源头控制，发挥普法宣传的最大效力。
“环保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政府必须要有打持久战、攻坚战的决心和准备。”在魏蕊代表看来，保护环境需要动员整个社会都来参与，但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习惯，需要持久深入的环保普法宣传。
唐颐委员建议，上海市环保局牵头上海市教育局和社会教育系统，加强青少年和社区普法宣传工作，发挥个体对家庭乃至社会的群体连锁影响效应，从发展的角度培养社会守法氛围，积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栏目主编：张骏文字编辑：陈琼珂题图来源：视觉中国图片编辑：苏唯内文图来源：张海峰 摄
点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