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前日，《金融时报》刊文指出，中国在推进从煤炭转向使用其他能源的过程中，碰到了天然气供应紧张的问题，而目前中国使用的天然气中约有一半是进口的。上周末，复旦大学举办“世界能源革命与中国-欧亚国家能源合作”学术研讨会，国际能源合作与大国的能源博弈对中国的影响和借鉴，以及中国的能源安全等是与会专家热议的话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冯玉军教授在会后撰写了本文，指出在新能源革命对世界带来广泛、深刻的历史性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应打破某些思维定式，认识到我们在国际能源战略格局中所具有的结构性权力，并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利用这一权力来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一场“新能源革命”正在席卷全球，并呈现出低碳化、多元化、智能化、分布式能源快速发展的特点。新能源革命带来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历史性影响，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新能源革命的历史性影响
在能源市场方面，卖方市场正在向买方市场转变。伴随石油市场的供过于求，油价出现了断崖式跳水，且在中期内难以反弹至100美元以上的高位。而伴随着供应者的增多，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和议价能力。
在能源地缘政治方面，国际能源战略格局正经历着重要的权力转移，传统的油气生产国，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风光不再、俄罗斯等非OPEC产油国深受“内伤”。而美国在凭借“页岩革命”超越沙特和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油气生产国后，不仅加速迈向“能源独立”，还积极扩大油气资源出口，对传统油气生产国形成了巨大挑战。
在油气跨国公司运作方面，新能源革命迫使很多国际大公司调整战略布局、投资领域和运营方式，而不少主权基金和跨国公司近期开始减持其掌握的石油资产。
更为重要的是，新能源革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影响。能源和环境的深刻互动促使我们必须节能减排、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随着技术进步，未来每个人既是能源消费者又是能源生产者的可能为人类的生活描绘了美好的前景。
我们需要打破的思维定式
新能源革命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器物方面，它对国人的思维定式也造成了重大冲击。
首先，罗马俱乐部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石油峰值”概念被不断突破。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在获取和利用能源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新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石油峰值”肯定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和标准。其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注重资源的有限性的同时，追求技术进步是人类更为现实的选择。
其次，“马六甲困局”的假设值得反思。多年来，困扰国人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马六甲困局”，其核心假设是由于中国进口石油量的80%以及进出口物资的50%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因此该海峡是中国的“海上生命线”，一旦出现沿岸国家政局变动、战争等不可预知的风险，将给中国的能源安全和国际贸易带来极大隐患。为了破解这一困局，中国近年做出了包括建设陆上能源通道、实现能源运输线路多样化、逐渐摆脱对马六甲海峡过度依赖的诸多努力。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反思：一是将战争作为日常经济社会决策的前提假设是否理性？二是为了保障“能源安全”是否值得只重视供应而忽略成本？
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提出的质疑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高精度激光制导炸弹完全可以对陆上能源运输管道构建毁灭性打击，陆上能源走廊难道真的比海上运输安全吗？而在战争条件下，我们当然会实施战时经济状态，首先确保军事油料所需，但不还是仍要维持日常性的油气进口吗？
对第二个问题的质疑是，在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判定“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流，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大规模修建陆上油气管道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如何消化？要知道，能源安全不仅要关注可持续的供应，还要关注“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可持续的供应。
因此，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前提和新能源革命的背景之下，我们应该反思，“马六甲困局”是不是一个“被夸大了的威胁”？我们是把日常经济社会决策的前提放在一般的经济规律方面，还是把它的重心放在以战争作为起点的假设上面？这不仅仅是抽象的理论问题，更对我们的战略决策和国计民生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第三，中国对外能源合作多元化是必然的方针，但如何进行合理布局值得认真思考、细致运筹。最近几年，中国从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等OPEC成员国进口的石油大幅下降，同时从俄罗斯和巴西进口了更多石油，俄罗斯已经连续两年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石油供应国。考虑到天然气在未来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不断增长，对外天然气合作也需要长远布局。
在不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签署了2535亿美元的商业合同，而其中有超过1600亿美元是涉及天然气行业的。可以说，新能源革命为中国拓宽油气资源的进口渠道提供了更多可能，但如何合理布局还需要更加细致的工作。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制订更加科学、合理的中长期能源规划，要考虑到中国能源产业的长远前景，结合国际油气市场和能源地缘政治的最新变化，有效配置资源，合理有序推进对外能源合作。
第四，中国的对外能源依赖固然一定程度上是我们的“软肋”，但庞大的能源市场和消费能力正成为对外能源合作中的“优势”。由于对油气进口依赖程度的不断上升，多年来中国似乎患上了某种“能源饥渴症”和“能源焦虑症”，特别担心得不到能源，特别担心有人扼住我们的“能源命脉”。但随着新能源革命特别是国际石油市场由“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的转变，中国庞大的能源消费市场正在成为我们手中所掌握的重要“结构性权力”，可以成为对外能源合作至关重要的议价工具和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而在实践上，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结构性权力的重大战略价值，还没有形成以这种结构性权力打造中国在国际能源战略格局中的影响力、塑造力和主导能力的总体思路和可操作性工具。如何发挥这种结构性权力的影响力，未来是学术研究和政策制订领域都应该着力加强的地方。
在变与不变中明确能源合作思路
在关注新能源革命引发国际能源市场和能源地缘政治巨大变化的同时，还有一些不变的地方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一方面，能源产业链是由资源、资金、技术、市场四个因素共同组成的，谁掌握的要素越多，谁拥有的权力就越大；另一方面，国际能源合作是油气贸易、相互投资、技术信息交流以及人力流动的全方位结合，哪些合作主体合作的领域越宽、程度越深，它们的共同利益就会越多、合作就会越平稳而且可持续。
在考虑上述四个变化和两个不变的基础上，未来中国对外能源合作有几个思路需要进一步明确。
一是要注意到中国能源消费市场这一结构性权力的巨大影响，在对外能源合作中树立自信，要知道在我们需要能源生产国油气资源的时候，它们更需要我们的市场。
二是要进一步搞好“能源安全”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对“安全”问题的高敏感性可能会极大抬升中国能源进口的商业成本。
三是要充分发挥中国市场因素的战略影响力，使其在对外能源谈判、油价形成机制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是要对国际能源合作进行合理布局，在中东、俄罗斯中亚、北美、拉美、澳大利亚、北极等不同地区各有侧重，努力保持中国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和可持续性，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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