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民之所想，政之所向。环境保护依然是今年全国两会的重要议题。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称，今年要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全面推进污染源治理，严格环境执法和督查问责。
从2016年刮起的“环保风暴”——中央环保督察，2017年将继续深入，如何收尾，广受关注。
在2017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说，既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也不能急于求成、期待毕其功于一役，环保督察既应强化约束机制，又要创新激励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环境保护的重大机制变革
与10年前的“环保风暴”相比，这场风暴层级高达“中央”，由“督企”到“督政”，将矛头直指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作为、慢作为，甚至失职、渎职问题。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倒逼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环保责任。
从2015年底开始对河北开展中央环境保护督察试点，到去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共开展了两批共15个省(区、市)环保督察，聚焦中央高度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环境问题，紧盯生态破坏严重、环境质量恶化的重点区域流域，极大地发挥了震慑作用。
督察人员进入田间地头、城郊结合部实地检查污染治理情况。摄影/章轲
2016年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共立案侦查207件，拘留310人；约谈2176人，问责3287人。去年底结束的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共受理群众举报3.3万余件，立案处罚8500余件、罚款4.4亿多元，立案侦查800余件、拘留720人，约谈6307人，问责6454人。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安排，中央环保督察将用两年时间，对全国所有省(区、市)督察一遍，2017年争取尽早完成其余省(市、区)的环境保护督察任务，并适时组织开展督察“回头看”，紧盯问题整改落实。
中央环保督察绝非横空而出的突发奇想，这一改革创新之举，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紧迫的现实需求。
为推动环境管理转型，2002年6月，环境保护部区域督查中心先后在经济发展最热的华南、华东地区试水；2006年～2008年，华东、华南、西北、西南、东北和华北督查中心相继成立，六大环保督查中心在开展督查的基础上，于2013年探索推行综合督查，由督企向督政转型。
“干出了地位，干出了名堂。”环保部介绍，但环保督查中心工作和运行模式也出现了“不适应”：以事业单位的身份监督政府和行政部门，地位显得尴尬；以环境保护部名义督查地方政府，督政力度、影响层级和范围都有限，权威性、震慑力不够，难以形成有效约束；对环境违法问题只有检查、调查和处理建议权，“缺乏相应的制约手段”。
这些问题和瓶颈，需要更高层面上的督察才能突破。中央环保督察应运而生，其背后是重大的机制变革。
新的环保督察机制层级高、目标明、边督边改、力度大，这一系列变化，在连续开展的中央环保督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形成了一轮又一轮强烈的冲击波。
督政让环保压力层层传导
环境保护督察是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有别于以往对企业和重点污染源的环保监查。中央环保督察层级高，督察的对象主要是各省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并且要下沉到部分地市级党委和政府。
更重要的是，督察结果将作为对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任免的重要依据。重大问题和重点案件还要及时向中央汇报。
2015年7月1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确定，环境问题突出、重大环境事件频发、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不力的地方，将被先期督察，党政领导有可能被同时追究责任，以体现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的要求。
环保部介绍，通过“督党委”“督政府”，环保压力层层传导，一批百姓反映强烈或久拖不决的环境问题得到解决，地方党政领导对环保工作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多年解决不了的污染问题，督察组来了，污染企业立即被关停了”，“上半年河北环境质量改善力度空前”，群众的感受直观而真实。
中央环保督察组正在受理群众来电。摄影/章轲
第一财经记者在地方采访时，多位环保官员对记者表示，“中央环保督察一来，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有些突出的环保问题，由于种种因素，我们推不动。而督察组一来，各方重视，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
环保部介绍，中央环保督察这一变，带动了地方环境管理之变。河北、山西、湖南、四川、贵州、福建……很多地方纷纷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开展环保督察，计划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对所辖区域开展全面督察。
环保问责背后的忧虑
“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常纪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抓住了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牛鼻子”。
“一旦所有的省市区都有大问题，都难以整改，不仅各省区要反省，国家层面特别是发改委、环保部也要反思改革的战略部署是否适度、接地气、与发展阶段相适应，部门之间追求的目标是否协同共进，然后对改革与建设方法和措施进行调整。”常纪文说，“用现在的要求和理念，督过去发展中带来的历史问题是对的。但需要一定的耐心。”
督察人员向当地百姓了解实情。摄影/章轲
环保专家朱玫对第一财经记者说，环保问责确实发挥了很大能动作用，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地方为了应对上级，平息民愤，处理问题非常迅速，问责也呈雷霆之势，环保队伍中的一批人确实要承担不作为、乱作为的后果。但不可避免其中还有一些会因为客观原因可能还会承受委屈。
“我看过一篇报道，说某县级环保局领导班子被就地集体免职，有人情绪比较大，不愿参加宣布新领导任命的会议，很多同事是流着泪在加班。”朱玫表示，领导不作为当然应该被追责，但是透过这些同仁的眼泪，再次看到了我们共同的忧虑：环境污染作为突出的民生问题，何时能得到彻底解决？面对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督查力度不断提升还有多大空间？督政问责，真的能做到“官清水清”吗？问责惩戒后，该如何稳定环保队伍？
“督政问责的持续加码，一方面体现了各级政府对环境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快刀斩乱麻的迫切心情。”朱玫表示，环保工作更多的是需要沉下心来研究如何做好国家层面顶层设计和鼓励地方大胆实践创新突破，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耐心构建、打磨一个经济、环境、社会和谐发展的“五位一体”的大格局。“既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也要一任接着一任持续抓。既要‘心有猛虎’，也需‘细嗅蔷薇’。”
在2017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陈吉宁也表示，一些地方环境保护工作出现不计成本、方法单一、急功近利、搞一刀切等现象。比如，为应付环境保护督察，个别地方发红头文件强制关停市区和县城大多数中小餐馆，采取用水泥灌树根抑制浮尘等所谓“奇招”。“这些不仅没有达到保护环境的效果，而且给推动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督察人员通过热点网格实地检查地方污染排放情况。摄影/章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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