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上午八点左右，上海萤火虫展举办地，工作人员仍在施工。图 /尹瑞涛
▲王玲用品红色的荧光笔在玻璃黑板上写活动不能如期举行的通知——“因天气原因造成工期延误”。图 /尹瑞涛
“战争”持续了9天。肇事者是萤火虫。
起初，李雷并不知道，他进行的一场商业活动会引发一场“战役”。
7月2日下午，他发出通告，宣布将于10日在上海举行首个萤火虫主题公园，以便“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有机会寻找父辈童年的微光”。
口号精准地击中了都市人向往未受污染乡村生活的痛点。主办方声称每天接到上千个预约电话，并且因为只公布了两部接听电话而遭到大量市民控诉。长江新闻记者尹瑞涛 发自上海、武汉
“战火”
这并非李雷首次举办萤火虫活动。今年儿童节前夕，武汉东湖牡丹园的萤火虫主题公园开幕，吸引万人前往，车流为之停滞。该活动主办方武汉君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君友”)的法人代表即为李雷。
近几年，厦门、南京、杭州、南昌都成功举办过类似活动，市场可期。武汉之后，李雷决心“东征”上海。
镇守第一道防线的是沪上舆论。通告发出次日，率先有舆论质疑，大批萤火虫来自鄂、赣、粤等地，“或可引发外来物种入侵，破坏当地生态”。
李雷斥之为“无稽之谈”。按照他的部署，萤火虫部队将被寄养在密闭营房中，不会飞出；即使偶有少量“入侵者”擅离营房，其寿命不过7天，且部队不习水土，“上海的环境还能让萤火虫活下来？”
实际上，物种入侵的质疑与萤火虫主题活动相伴相生。2012年七夕，南京有商家计划放飞万只萤火虫，后迫于网友和环保组织对于物种入侵质疑的压力，改用LED灯替代。
“金陵保卫战”被视为成功营救萤火虫的一次胜利。在学术上，异地放飞萤火虫能否引发物种入侵尚无定论，其与物种本身的特性有很大关系。
亦有媒体发现，所有民间环保组织抵制、谴责的学理依据，均来自同一位专家——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技学院副教授付新华。
报道称，“付新华在民间环保组织和志愿者中声望很高，客观上成为这次抵制活动的意见领袖和学术支撑。”
“援军”
媒体质疑并未打消公众狂热，仿佛双方身处互不相交的舆论场。此时，在北京的刘慧莉决定介入此事。
刘慧莉是一家环保NGO的负责人，从业六年，之前做过一年多环保记者。她所在的环保组织关注候鸟及其栖息地保护，此次发声完全出于个人对萤火虫的喜爱。
她认为媒体对外来物种入侵的质疑存在失焦，更应该关注活动涉嫌野外盗猎萤火虫，造成野生种群减少甚至影响生态平衡。
7月6日，刘慧莉主笔起草《关于对上海市松江区“萤火虫主题公园”开展调查的建议信》(以下简称“建议信”)，并通过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的官方微信发出，邀请公众联署。
“建议信”将矛头对准萤火虫的来源。早前，主办方曾声称展出萤火虫均为人工养殖而非野外捕捉。
“建议信”援引付新华的研究报告，称人工繁殖的萤火虫成本很高，每只为10-20元，而野外捕捉仅需5毛钱，因此中国大陆出现的所谓大型萤火虫养殖基地，其萤火虫多是野外捕获而来。
根据付教授观点，某地萤火虫数量减少将导致近亲交配，从而引起基因灭绝，更甚者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平衡。
“建议信”提请主管部门，要求主办方提交并公示展出萤火虫的具体来源，并证明商展不会破坏原产地生态链。
“公开信是一个力量的积累，可以让大家联名，而媒体只能追逐热点，无法持续着力。”记者从业经历让刘慧莉对媒体的缺陷以及需求一清二楚。
“建议信”首先在环保圈传播。舆论再次跟进后，三日内已有16家机构及467位个人加入“援军”。
“防御”
战况逆转。
李雷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李雷矢口否认其萤火虫为野生，但“由于商业机密，不方便透露具体来源”。
他坚持人工养殖成本低于野外捕捉，“任何人工养殖的东西都比野生的东西(便宜)，(野外抓取)还要派劳动力。中国现在劳动力是最贵的。”
他将质疑归结为一场商业上的阴谋：因为自己做的好，所以受到打压。他在采访中不断声称“某教授”也在办展览，出于商业利益，用所谓专业知识误导公众。
“只有教授可以养？袁隆平还没读过大学呢，我们公司马上也要养殖”，“这又不是造原子弹，还有比造原子弹更难的吗？”李雷说。
在“防御者”看来，刘慧莉也是这场“阴谋”的一部分，“自然大学举报的这个负责人，姓刘的，我就不说是谁，他们唱双簧戏的。”
“那么这个自然大学呢？我想它也不是个什么大学，教育部也应该严格地查一下。”李雷说。
而李雷所称的“某教授”，长期致力于保护萤火虫野生栖息地，并组织公众到栖息地野外观萤。那是环保人士普遍认可的观萤方式。
刘慧莉对一次华南植物园的野外观萤印象深刻。“那才是真正的浪漫，”刘慧莉说，而做展览的商家把要“生宝宝”的萤火虫用来展览非常残忍，因为新一代的萤火虫无法生长出来，展览只是满足观众的猎奇和视觉上的刺激。
李雷反驳道，人工萤本身即观赏用途，无所谓残忍与否，“如果那样，我们是不是不该吃猪肉、牛肉，植物也不能吃？”而即使是野生，“动物园里的动物不都是野生的？是不是要把所有的动物园都关掉？”
尽管战局不利，李雷不改其“东征”计划，萤火虫营房建设照常进行。
“阻击”
令李雷意外的是，对手的“建议信”里其实另含“杀招”。
刘慧莉的“建议信”还提及安全因素， 如去年杭州萤火虫活动，万名游客不满主办方，殃及景区设施。
对她来说，这次“阻击”意义重大：“一旦上海举办成功，将有更多资本涌入，这对萤火虫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媒体和环保人士的压力，让政府不得不做出回应。公安、农委、旅游局等部门分别到活动现场实地调查。这被主办方一位工作人员称做“轮番轰炸”。
展览开幕的前一天，上海松江公安以“项目未通过审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为由，勒令整改。
第二天早上，十几名蓝制服、黑长裤、黑皮鞋的上海城管执法人员出现在“萤火虫主题活动购票处”。这让主办方工作人员王玲措手不及，她刚用品红色的荧光笔在一块玻璃黑板上写下活动不能如期举行的通知——“因天气原因造成工期延误”。
远在北京的刘慧莉还并不知道上海发生的这件事。她把“建议信”升级为全国版，呼吁叫停郑州、宜昌、西安等地新出现的类似活动。
李雷当时还在浦东。按照前期宣传，这天晚上本来是活动开幕，届时“数万只萤火虫将陪伴游客共度仲夏夜之梦”。
城管就这样来拆掉了他们的梦。
“撤退”
李雷对此感到愤怒，7月12日回武汉的路上，他通过电话向长江新闻(微信号：cjrnews)记者控诉：“我们又没犯法，他们很强，他们可以停办……他们就一味保护自己的帽子，一点大都市的形象都没有，太差劲了。”
据李雷推算，他们的损失达百万，包括施工、宣传、场地等成本。
在接受长江新闻记者当面采访时，李雷又改口称，自己不违法，也没有任何部门说不能办，只是觉得再办也没有意义，对公司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他声明说，自己主动选择了“撤退”，否认被“击败”。
而这同时也成为环保人士普遍的担忧，表达抗议对萤火虫保护非长久之计。
姜龙是上海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参与了此次事件。他认为虽然商家并不违法，但是希望商家把这件事当个教训，了解到公众的抵触情绪。
刘慧莉则认为，“合法非法只是立法过程中的一个说法，我明天把法律修改的更好，把萤火虫列为保护动物，他就是严重的违法。”
对于萤火虫保护，山东农业大学植保学院副院长刘玉升持不同意见，他同样以研究萤火虫著称。
在那篇反思南京萤火虫放飞事件的报道里，他提醒记者，“近20年萤火虫越来越少，不都是人工捕捉所致，主要是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后果。纠缠停留在道德层面打口水仗，是本末倒置。”
“魔都”铩羽而归后，李雷愈挫愈勇：“我本来不想做这一行的，我们是做项目的，这只是一个活动，但是就因为这个，我立志要做的比专家好。”
按照他的计划，李雷还要再主办一场萤火虫主题活动，地点仿佛带着某种挑衅：北京。
(应受访者要求，王玲、李雷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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